【大紀元3月3日訊】
一
「悲如奔喪。出發前數小時聽聞包遵信先生再度住院。晨起摔倒後,腦顱大量出血，失去脈搏心跳，就近送往方莊東方醫院。開顱手術清除積血後，人仍舊深度昏迷中。醫生說希望渺茫：醒過來也是植物人了。飛機弧線繞行地球，經阿拉斯加，穿白令海峽、過西伯利亞，此刻舷窗外雲海如山，陸沉萬尺。去年此時奔母喪，浩茫心事被我拋在太平洋上空；今年此時探父痾訪親友，飄散依舊的長空悲愁裡，竟不期然撞上包先生大限。天意吧？此時飛機上（電視裡），中國一家賭場裡正開盤贏局，嘩嘩啦啦破銅爛鐵般落下大堆元寶來。如今的中國電視劇真是越來越寫實了！要紅酒一杯小酌，為彌留之際的包先生送行：黃金哄抬萬萬值，寂寞獨墜植物識；蕭蕭長飛蒼雲裡，默默一杯送我師。」
2007年10月25日，在雲層中寫下這段字，飲下那杯酒時我就知道，這位半世茫昧國度裡的思想啟蒙者、時窮斷代中的銜啟未來者，不日將撒手人寰,——母親就是因為大量腦出血撒手而去的，走得不由分說。
為避免牽引騷擾，本來決定先省親友，再探老包。飛機上我改了主意，一旦入關順利，先奔老包，再言其他。同時做好思想準備，萬一此行導致任何後患，聽天由命。我欠這位師長的太多，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我別無選擇。
入關順利，行李箱子卻丟失一個。機場行李處解釋說，那是「他人錯拿」，但願如此（次日箱子回來了，鎖被撬，東西被翻）。出機場，站在大街上，我用公用電話撥響了警方。自從他們從人海裡發現我，常規是他們找我「交個朋友」，表示關照。這次是我破例「登門報到」，主動「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包先生人之將死，死者為大。我祈願警方遵循人情常理，為我放行。老父親友都在外地，探望不久於人世的我的老師，是我在京短暫逗留的唯一理由。
包先生病危消息尚未擴散，電話那頭沒有為難我。
本子記著越洋帶來的老包地址：「北京東南，南二環，豐台區。方莊東方醫院，神經科，重病監護病房」。當晚飯後7點多，出租車抵東方醫院。夜幕降臨，塵埃污染的空氣裡燈光黯淡。踏上通往住院部修建中的拼板走廊，大廳裡光線昏暗。奔遠處急診接待處，問詢神經外科。一對陌生青年男女，先於我，正打聽神經外科、腦顱手術病人。他們是探望包先生的嗎？但願他們不是官方密探。上得樓去，他們居然正是探訪包先生的！一同推門而入。
重症監護，居然也是三人同室。那兩位青年男女面呈關切之情，辨認著包先生，似乎並不如我更熟悉他。
門口的床上仰臥一人，軀體短小，被各種膠布捆綁著，隨呼吸微微起伏著。頭部腫脹，紗布糾纏，眼睛被紗布遮蓋，只露出下半張臉。憑直覺，我知道這是20年前曾經如電光石火般激活中國青年一代學子自由思想能量的包遵信先生。失去意識那顆頭顱下方，有斑斑血跡；沒有知覺的軀體連接著心臟監視器、輸液管道、排泄管道等；不再發聲的口腔插著呼吸管道，管子被膠帶勒住，嘴唇完全變形，固定成非自然形狀；不再揮動的右臂，如同借來的他人物甚，插著管子，側斜在身上。
他保持這個姿勢多久了？會長褥瘡嗎？此刻他是否舒服？這等狀態讓人探望，他願意嗎？好好一個人，變成了這等模樣！我的腦子轉出這些毫無意義的問題，心中一片震動與悲涼。這些年來，親友、師長健康相繼告急，生活軌跡日益與醫院、診所，手術室、監護室乃至殯儀館、火葬場、墓地相連，已然熟悉了心頭那渾然不覺、揮之不去的憂鬱。這次看見包先生，卻仍然難以適應。
護士介紹說，他深度昏迷，完全失去知覺。只是有時插管子，他的手指頭會動一下。
「他聽不見人說話嗎？」我問。即便植物人，對生命中至關重要的話語也可能做出反應。我希望包先生知道我來探望他了。
護士斷然回答：「聽不見。」即刻轉過頭，衝著床：「包遵信！包遵信！包遵信！」
她想證實她的結論。但是她機械化的沒有溫度的大叫，讓我聽出的是另一世界，一個與包先生沒有關係、不能溝通、不在乎他是否活著的世界。對於那個世界，老包是一個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的符號。這當然不是護士的錯。但是我極為反感這種呼叫、這個世界。包先生肯定不認同這個世界。
兩位年青人逗留片刻，沉默著退出了。
我走近去仔細辯認，希望能夠看出曾經熟悉的包先生容貌，哪怕一年多前他的神情。但是他的生機被無情的紗布綁住了。輕輕觸摸他溫熱的手臂，湊近他耳邊小聲呼喚「包老師」，看不出任何反應。
雖然是在自己的故鄉，包遵信彌留的處所卻遠不如賓雁在美國告別人世的環境。那裏是一個單間，室內有沙發、座椅、敞亮的窗戶。小雁終日終夜守候。賓雁能夠自主呼吸勻淨，沒有從頭到腳被「綁架」。他側臥的姿態安適，他斷續的呼吸悠閒。而這裡，除了被醫療設備綁架，包先生只能與人共享一個窄小骯髒的空間。敞開門，外面人聲嘈雜；關上門，裡面沒有可逗留的座椅。
護士不能詳細介紹情況。叫我去醫護室。我去了不一會，兩位青年人跟進。主治大夫已經下班。值班大夫簡要重複了我已經知道的大部份情況。然後回答說，他也不知道這個病人生命能維持多久。
一個月？我問。他搖頭。
一週？他不置可否。接著告知：「所有搶救的藥物都已經用到最大劑量了」。
這意味著，醫學上沒有任何辦法進一步挽救了。包先生左右似乎無人。值班醫生回答說「家屬有人在大廳。」可是我碰巧沒有看見。「也有朋友來看過，下午來過一個中年男人（我猜想那是劉曉波），跟家屬商量病人的事情。」
看看沒事，兩位青年人大概覺得使命完成，無事可做，離去了。
我坐在醫護室不肯走。但是腦子一片空白，似乎再也沒有甚麼問題了。「拜託你們儘可能照顧好他。」說完，我知道這是一句廢話。這是為活著的親友做的事，包先生已經不會有知覺了。
二
包遵信先生主編的那「套走向未來叢書」，曾經席捲我的案頭和心室。跟許多後輩學人一樣，我是通過這套叢書才知道包遵信這個名字的。不過我與包先生的公誼私交，如包先生在他的《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所言，是因為我的學術著作《史前意識的回聲》的出版事宜而起。
他回憶說，我給他寄上自己被出版社退的書稿，看看他是否能為這部稿子介紹出版。正是如此。不過包先生可能有所不知，這書本來就是應當時「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謝選駿之約寫的。我理所當然認為應由走向未來叢書出版。書的副標題是「中華民族生命流假說」，從中國史前原生神話、深層心理結構出發，比較西方民族特質和歷史模式，探討並提出中國民族迥然相異的心理、生命結構和歷史模式，引進藝術人類學和深層心理學作為方法，提出西方歷史「共時互補型」歷史解釋模式，並以此為參照，論證「歷時消長型」的中國歷史的先驗民族宿命。謝選駿當時已經是中國神話學著名學者，他在一個雜誌上看中我的一篇從中國原生神話的狂放不羈論述中國當時文藝崇高美的長篇論文，遂約我擴展為書稿。這部書稿的思想，在當時北京召開的全國青年美學工作者會議上曾經引起很大反響。我發言一出，討論熱烈，幾乎扭轉了當時會議的中心議題。後來王仲先生在北京他府上，特邀中國社科院等各界人士，為我舉辦了小型作品研討會。我從別人的反應中印證了自己思想的力量。因而當謝選駿告訴我，「走向未來叢書」將我的書稿撤版，原因僅僅是編輯們之間的人事糾紛時，我對「因人廢書」很不以為然。所以毛遂自薦到包先生那裏。老包當時已經退為顧問，不大瞭解具體情況。
包先生在回憶裡說：「這事辦妥之後，我就給北明一信，告訴她書稿已為人民出版社接受，納入『東方學術叢書』。不料一週之後收到她的回信，說她已將書稿交給湖南出版社，還讓我給她的書寫一篇序。這就是現代青年知識份子辦事與待人的特點，我雖然不能接受卻能理解，所以也沒有因為自己的一番熱情就這麼生氣結了。」 （包遵信《六四內情——未完成的涅磐》p.165。）
網絡年代以前，人的交往如此脆薄而盲目：我當時與包先生尚無一面之緣，既不知道這樣的信，包先生「每年都要收到數十封，只要有可能，也儘自己力量去辦」，也不敢設想他能全力推薦。事實上，我給包先生發出書稿求薦信後，一直沒有收到他的回覆。他人物大，我人物小，我自尊尊人，忍住不催。然而無論多忍，畢竟不忍書稿石沉大海，只好另覓出路。不料，就在湖南出版社接受書稿，迅速回覆，並已排版的時候，包先生來信了。他雖然沒有即時回覆我，但是不僅看了書稿，而且推薦到「人民出版社」，並且已決定納入《東方學術叢書》出版。記得當時我拿著這封信，意外地歡樂，深為包先生的真誠和熱情所感動。
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和地方的「湖南出版社」相比，我當然知道前者的招牌和影響力遠非後者能比。但是我覺得，湖南出版社既然首先答應出此書，而我與他們已經達成協議，我就該信守承諾，不得出爾反爾。思慮再三，我給包先生去信做了解釋。當時我不知道包先生對此書的評價，也無法判斷被謝絕之後他的失望程度，自以為他必會理解。書有了婆家，才好意思請人作序，既然包先生推薦出版，說明他對本書確實認同，於是我壯著膽子請他作序。他的序言很快寄來了。
遲至今年（2007年）我才讀到他有關我們相識緣起的回憶文字，為時甚晚地獲知他對此書確然有相當肯定的評價，而且對於我的跳槽，他雖然理解但非常失望，那篇序言，竟是在那種心情下作的。我親眼看見自己的粗疏何等糟糕！特麗莎修女說：人之間「最優先的需要是溝通」。可是，在溝通不利的情況下，人類靠甚麼維持彼此的信任？我不知道。在這件事上，是靠了包先生的君子雅量，我的粗疏才得到原諒，那篇序言才如期而至。我想像過，同樣故事若發生在其他學術前輩身上，無論我對他們尊崇與否，大概會有不同的結局。
為撰寫此文，確證上述回憶中的細節時，我撥通了此書編輯謝選駿的電話。老朋友謝選駿告訴我，他自己的書，就被包遵信槍斃過兩次。他與老包有私交，他當下就在電話裡說了一個故事給我聽：一次二人見面，選駿從書包裡拿出進口香煙，老包一見，聲言不喜歡。於是選駿掏出另一條國產雲煙，老包眉開眼笑。不過老包接過雲煙，見謝選駿收回進口煙，嚷著說，進口的也要留下！選駿說，他們的交道是朋友之道。老包與我素昧平生，連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跟我為數不多的學界友人一樣，看了我文章書稿，理所當然把我謬當男人。直到為我的書做完序，他「才知道北明是位女性」。他槍斃選駿著作，只能說明他們學術觀點不同。他斃了人家著作還跟人家嚷著要煙，說明他實在心無芥蒂。由此可見他舉賢薦人不論親疏，褒貶物事不從風潮，持誠窮理，信而躬行的品質。
我深知在平庸人界生活，有此心容易，踐此念難。老包的誠信正直，達觀大度，是他能夠消解平庸的實力。
回顧與包先生的交往感受，除了敬服和慨歎，是一連串歉疚。包先生為這部書做的序，沒有出現在扉頁上，被我拿掉了。我當時讀了他寄來的序言，認為他自說自話，陳述的是與本書無關的思想。我當時被抽像理論和藝術人類學方法限定了心智，居然覺得他沒讀懂我著述的題旨。我一腦門子遠古時代、中國民族原生態的「遠見卓識」，要為窮究中國民族基因而獻身。名人提攜當然重要，但是文不對題我寧肯放棄。那時我年輕，思維新銳，感受誇張，做事不論天高地厚。我思慮再三，為免雙方都尷尬，終於決定不把拿掉序言的事告訴他。雖然如此，對老包，我的內心開始生長歉意。
不久六四槍響，物是人非。八十年代迅速退為歷史，除了參與者心中的悵惘和腳下的踉蹌，那段中國半個世紀以來堪稱輝煌的播種季節，收穫的竟是漫無邊際的犬儒主義。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成蒼狗。大批領軍人物出局，思想學問再度中斷，我的生存方式改變，學術生涯中斷。出走美國新大陸，迫於生計，綁在新聞職業快車上，時而殫精竭慮地傚法布萊恩‧麥基，試圖在每天日落而逝的消息中，注入些可以留存下來的思想原料。漸漸地，心中滄海桑田，把大洋那頭八十年代的熱忱鎖進抽屜了。
不料數年前，姜戎先生所著《狼圖騰》在國內大熱，碰巧老朋友丁東到訪，告訴我，包先生在一次友人聚會（或研討會——記不清了）上說：《狼圖騰》所提出的題旨，早在十幾年前北明就提出來了 。
異鄉二十年，我因冷眼觀看海內海外各路中國風景，返求諸己，自我否定得厲害。聽聞此言，我買了一本《狼圖騰》，認真讀畢，又把自己那書找出來，學習他人學說一樣，學習了一遍。看見《狼圖騰》這書本是非小說著作，旨在從遠古遺傳看取中國民族來路與去向。在研究思路上或與我的《史前意識的回聲》有相似之處。但是毫無疑問，那是作者多年草原生活與獨立探索思考的結果。包先生任過數種雜誌的編輯，出版發表過無數優秀書籍、漂亮文章，過目的文字數量難以計數，但他在那個枝繁葉茂的文字出版森林裡，一直記得邊遠處我那株樹苗的存在，這讓我深為感動。而且，從他試圖分類歸聚那些相似林木的標準，我恍然悟到，包先生其實深得我那本小書之旨歸。敝帚自珍不足為怪，但是他人的珍惜，卻被我無端地忽略不計，我為此悄然慚愧無地。捫心自省，原因之一，不是我偃蹇狂傲，而是我自卑：我不大相信自己的著作，能深得自己所敬重的學者前輩的賞識。我總以為那是尊者尊人，給我面子。這些遲到太久以至於已經變得毫無意義的感受，在遙遠的太平洋這端，一時瀰漫我的書房。
那本書作為八十年代思想啟蒙的直接產物，命運乖舛。幾經折騰之後，湖南出版社也未出成，最後經謝選駿的努力，是 1989年4月在河北的花山文藝出版社的「文化開放叢書」付梓的。這書搭乘的是那個年代思想開放的末班車。它的印數隻有800本，幾乎等於沒出。而且一出世就趕上八九隆冬，知識界花果飄零，一時間無人讀書。它的難產以及產後的孤冷，不過是中國數次斷代折腰、巨創深痛中的一聲微茫沉吟而已。
去年與包先生在北京見面，提及遙遠年代裡的這篇序言，本來決意直言相告，再做些解釋，不料包先生接過話頭告訴我：
「我那篇序言因為八九年的原因沒有出來，是吧？」我猶豫著，點了一下頭。仔細檢點自己人生的背包，惟有對老包的歉意越來越沉，揮之不去。
不僅歉然，而且後悔。如果當初我不「封殺」他的序言，那序言可能將成為老包被當局封殺之前出版的最後一篇學術性的文字？即或不是，有這樣一位為八九受難堅持到最後的先驅所寫的序在我的書中，不管寫的是甚麼，都是我的光榮。
三
與包遵信第一次見面，是在八九年四月下旬的北京，老包給我的印象樸素，自然，簡潔。與他直接的、頻繁的接觸是八九年五月。當時我們在社科院政治學所編輯那份著名卻短命的非官方小報「新聞快訊」。那些繁忙的日子，社科院大樓裡無人上班，社科院、體改所、出版社、報社，各大學院校各界有影響的知識人、廣場的學生領袖以及外地聲援的大學生代表和香港記者都在那裏來去匆匆。來了開會討論局勢，分析動向，商議對策，開完了會統統上廣場參與靜坐或上大街參加遊行。5‧20戒嚴令一宣佈，人心憤怒，氣氛緊張，湧上街頭聲援學生的市民和知識人更多了。我是不多幾個守在政治學所，編輯這份小報的人之一。並非我不願意上街，我是按奈住激動和焦慮，強迫自己留下來辦報的。其原因，一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刊物編輯，在那次戒嚴令引發的知識界聯席會議上舉了手，表示自願參與創辦這份小報，我不能食言；二是因為包先生是這份報紙的主編，我因前述的書稿事，自覺對不住包先生，希望將功補過。此外還有一個原因：我發現在政治學所那些陌生面孔中，包先生平易近人，我於是斷定與他共事簡單、舒暢，沒麻煩。事實果然如此。
而今包先生走了，回首這段往事，我覺得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導致我注定要再度愧對他：
報紙辦了不久，我就離開了。不辭而別。而且，是在幾乎無人編輯的情況下悄然離去的。更有甚者，我是撇下包先生的一項特別囑托而走的：那時，他的家已經被盯梢，人也被四處跟蹤。為了防止綁架，他居無定所，行蹤詭秘。有一天，包先生把我叫出政治學所辦公室，在樓道的一個角落，把隨身攜帶的一大包東西，文件、信件、重要手稿，以及港台一些記者的聯絡地址電話，統統交給我。他說：
「我不方便也不安全，拜託你把它保管好。不到萬不得已，不要轉交別人。萬一我出了甚麼事，你按照這裡面的地址和電話，跟香港記者林翠芬小姐聯繫。」
這等於交待「後事」。老包在北京的同事、朋友、親人，加起來肯定成百上千；「走向未來叢書」使他名聲大振，願意為他效力的青年人，從人山人海的廣場和北京大街上可以召之即來。他卻把這事情托付給了我。他語氣平淡，神態平靜，並未特別強調此事的重要性。但是我知道，接下這包東西，我就接受了一個危難中的信任和托付。包先生過去沒有把我的請求扔出門，即便因為我的莽撞和粗疏而生氣，他還是滿足了我的要求。可是鄭重接下那包東西，我當時也沒有想到，不幾天，我就把包先生危難中的信任扔在了門外，自己走了！
人一生，有些事情和細節，隨時光流逝而淡忘，有些事情和細節則歷時彌久而常存。我忘不掉的一個細節是，那一天如幾天以來一樣，我到社科院政治學所去「上班」辦快訊時的一件事。上行中的電梯停下來，電梯門一開，老包走了進來。他一見電梯間是我，喜形於色：
「哎呀，北明你來了！我以為你不會來了。」我回答道：「說了會來，我就會來。」那些日子，每天我「下班」離開時，老包會順便問一句：「明天來不來？」每次我都回答「來」。電梯間裡，老包聽了我的回答，突然沉默片刻，然後說：「北明，跟你合作很愉快！」他是由衷的。這人眼睛裡不藏塵。
我也很愉快！我心想，我沒說。我沒好意思說。我沒法說。因為我剛剛猶豫了一整夜，正在合計是否應該明天就離開。都說我缺心少肺。可是跟包先生這樣敞亮的人在一起，用心計的是我。
現在重溫這個細節，我覺得電梯間裡那句話，是包先生對我的最高獎賞，也是我心中深痛愧疚的原因。第二天我就離開了。為了悄悄離開，我不辭而別，就像一個陰謀。這是我一生所幹的最缺德的事。我是外地人，在北京逗留已久，「彈盡糧絕」。尤其鄭義的狀況堪憂：他每日必服的肝炎藥早已告罄。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不少朋友私下反復警告說，鄭義上了黑名單，他最好儘快離開。我對他安全和健康的憂慮，日甚一日。再說那些天，廣場上旗多人少，疲憊不堪的抗議者們紛紛回校休息，留下來的大多是外地聲援學生。我猜想，再這樣下去，這場運動勢必被拖垮。我沒有嗅出廣場之外的任何暴戾血腥氣，只覺得秋後算賬的腳步正悄然迫近。我每天勸鄭義先行一步，回太原家中修整。他初說不必，繼不表態，最後表示，他絕無先行離開之理，如果我不與他同行，他就不走。他同樣擔心我的安全。5月26日晚，山西故交趙瑜前來勸行，來回勸，跟我一起勸完鄭義，再跟鄭義一起勸我。
我開始考慮撤退的可能。但是立即發現很難：我一走，快訊將無人料理；而我不走，鄭義將無從料理。人民文學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房間，光線昏暗。終於在那一天，我盤腿而坐，良久，鼓起力氣，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在公義和私情中，我選擇了後者。這就等於，在快訊和鄭義之間，我選擇鄭義。
主意一定，我捧住老包的信託，不知道該放在哪裏。別無選擇地，我把它一分兩半：東西交給趙瑜。我盯住趙瑜的眼睛，聽他對我保證再三：無論如何保存住，必要時只能面交老包；愧疚裝進行囊，我背著它離開北京、離開快訊、離開天安門廣場。
就在那個決定做出的幾天前，在社科院門前，我看見老包對勸他及時規避的人大聲說，「我不走！讓他們來抓嘛！」我明明知道老包兇多吉少！我明明知道自己形同「涅柯瓦托夫斯基」（我在心中杜撰了這個人和他的名字），行前，將十二月黨人入獄前囑托的東西，轉手了！
1993年我和鄭義抵達美國，在新澤西州一所大學裡，我應邀演講自己的八九經歷。當我用拙劣的英文告訴在場觀眾， 「在工作與丈夫之間，不是那麼好選擇，我最終選擇了丈夫」的時候，場下的反映熱烈而輕鬆。美國是個人性化的國度，沒有人鼓勵你為了事業，背棄家人。可是我笑不出來。我沒有提及那包東西，那個信任，那次承諾。此前流亡時寫的回憶中沒有提及，在任何公共場合我都避免提起。因為當時老包尚未出獄，任何閃失，都可能造成他的刑期加重。這更導致我背包裡的歉疚結結實實、沉沉掂掂，無處轉移。（在最近的有關包遵信的回憶文章中我才知道，我在大學講演這段故事時，包先生已經提前獲釋出獄了。）
遲至今年（2007年）夏天，我才獲知包先生對我不辭而別的反應。他寫到：「北明編完了第四期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我打電話到她住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招待所，回答說他們已經走了。」
包先生不知道鄭義使我分身無術；包先生可能也不知道我如何處理了他親手交託於我的那些能使他獲罪的材料。他本該責我不信不義。至少，他該對我置「快訊」於不顧、一去不復返有所怨懟。24小時前，我才保證「說了回來一定會來」，那聲音還在電梯里餘音迴盪！可是包先生當時沒有絲毫怪罪我。五年牢獄之災歸來，他回憶中仍舊矢口不提我的失信，卻說「北明的走是因為太累」，等於為我開脫。包先生筆下留情、心地善良、胸襟坦闊，不納些須苦毒。
這不是他給我的特殊待遇，這是他自己人格的特徵。我相信，與他有接觸的人，會有相同的感受和評價。
四
八九年五月末，我離開北京，背著歉疚進出家門、進出牢門，最後遁出國門。
在囚中審問期間，我與包遵信秘密為鄰，先後同押北京潮白河招待所和昌平縣招待所。為開脫老包主編「新聞快訊」的「罪責」，我寫了一萬多字的辯護材料。而且應辦案人員的要求，寫了兩次。我反復說明當時群龍無首，人自為政，包遵信無涉主編和編審的工作。當然盡力按照這個說法誇大其詞，以便大事化小。
「有用嗎？」提交這份厚厚的文字時，我問要求我重寫這份辯護材料的辦案人員。得到的回答是，「關鍵看你寫的是不是真的」。——他們總是不失時機地搾乾你的智慧，搾取你的勇氣。但是另一個姓盧的辦案人員對我說：「反正我們會把它拿到法庭上去。」 臨到我取保候審走出囚禁，聽說他被送秦城了。
老包「罪」之光榮我不能比。八九中，他並無意成為知識界的實際首領；審訊時，他承擔天塌下來時的隕石暴塵。審訊我們的警察中有不少人同情他，說：「老包好說話。鬧事的時候，他們拽著他干，現在全都推給他了。牆倒眾人推！」
這句話，我們得記住，是辦案人員說的：老包之獲罪，「牆倒眾人推！」
我一直以為老包入獄，是因為他真的不走，等人家來抓。今年（2007年）看他的回憶錄，才知道他還是跑了一陣子的。跑得不成樣子，有些敷衍了事。他逃跑的文字，我看來看去看不出誠意。要跑，他交我保管那包東西時，就該拿著它，早早地跑；再遲，也該跟嚴家祺、劉再復等一起，裡應外合地跑；最不濟，也該風雨綢繆、長遠規劃地跑。可是他人在京城，兩次看見了自己的黑名單，仍不思避走。軍隊開槍鎮壓了，他倒返回自己家了。他「腦袋發麻，……根本沒想到要逃走」。他是突然被友人王軍濤接走而被動出逃的。還走投無路地逃到了自己家鄉，等於自投羅網。
包先生被捕，是命中注定的。——他骨子裡不想逃。
包先生在監中，就是「史家筆法」。在北京的潮白河招待所審訊期間的那個清早，我聽見隔壁敞開的窗戶裡，傳來他的大嗓門：
「好好，就我所知都寫下來！」
我當時對此言的理解是，「我不知道的就不寫」。——我們總得用自己有限的智慧，保護那些尚未被抓到的人。今年看了他的回憶錄，我看明白他被捕審查期間為自己做的不是「無罪辯護」，而是「有罪陳述」。他直言所有自己參與的活動：「我做的事我一定承擔，現在嚴家祺跑了，我絕不把應該我承擔的問題推給他。」 包先生所以被判刑，是因為在極權體制的法庭上，他一開始就不打算證明自己無罪。
1919年，曼德爾施塔姆被關進單人囚室，面對劊子手，他不為自己辯護。他要求出去時，對看守說的話不是「我無罪」，而是：「我生來不是蹲監獄的」！七十年之後，包括我在內，在眾多被陷於荒謬罪惡泥沼中的八九良心犯中，我相信包遵信先生是唯一拒絕轉換話語系統，正視極權惡法，潛懷春秋大義、踐履史家人格，從而榮耀沉淪中國救贖之路的精神貴族。
他早就站在這個世界級別的先驅行列了：
「.八六年五月上海人邀各路英豪來開『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閉幕那天，一位代表發言，要求共產黨說話算數，兌現對知識份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包遵信拍案而起：『豈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節，九十年代的士（疑為「八十年代」——引者注），為甚麼要乞求別人不要打鞭子……。』」（引自王容芬《民主中國》「救救民主祭壇上的祭品」 ）。
面對奴役和壓迫，俄羅斯知識人別爾嘉耶夫宣稱，「我從來不是帝國的公民，我是它的囚徒」。在我們這個只能向後世提供教訓，而且不斷向後世提供教訓的國度裡，囚徒的待遇和身份，是題中應有之義。包先生堅守其價值，持守其信仰，縱使風潮流轉，無論高牆內外，不曾絲毫懊悔。
我的萬言辯護沒起大作用。即便生效，也還是無用。包先生「罪行」羅織五項：「到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進行宣傳煽動」、「為反革命『五.一七宣言�』徵集簽名，並煽動『倒鄧』」、「參與炮製『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策劃成立非法組織；在香港報刊發表反動文章」。他 「組織、出版反革命刊物《新聞快訊》」僅是其罪行之一，列為所有罪行中第三項。所有「罪行」都在憲法賦予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權利之內。
從他的著作中看到他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不期然再度憶起北京政保一處辦案人員 「牆倒眾人推」 的那句話，分外震耳。
這是審判者的私下結論。這是庭下記錄、野筆青史。這是我們的恥辱，他的光榮。我願包遵信先生在天之靈看見我這句話，瞭解我的愧疚。
1994年，我和鄭義抵達美國第二年，傳來了包先生出獄後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剝奪言論權的消息。就是說，當局要把他廢了，要讓這個引發中國近代以來二度啟蒙的青年導師徹底噤聲，徹底消失。包遵信先生不惟是為中國的民主自由而坐牢，不惟代表包括我在內的全體中國極權體制的反對者受罰，出獄後，他揹負的十字架，是殘暴冷酷、荒謬愚昧的中國十字架，那是應當背在所有逃離中國的八九知識人和學生身上的十字架，也是應當背在成千上萬拿美國八九綠卡的留學生身上的十字架。
我去過包先生在朝陽區東直門新源裡那個家，兩個印象記憶猶新：排不下的書籍，從書架上直摞到屋頂；擺不下的女兒的床，擠在駿黑窄小的衣帽間。——連這樣的居住環境可能也將被收回。
那一年，我曾經為包先生尋求物質援助。可是「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先生委婉地告訴我：「我們的援助款項只給那些沒有名氣的小人物」。轉而求助於哥倫比亞大學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希望有關機構設法邀請包遵信到美國定居。經過一番努力之後，他告訴我：「可以嚐試，但是需要慎重。到了美國要自食其力，包先生是否有這個準備和能力？」我當時不知道包先生的清風健骨，他曾經為攢夠一本書的錢，餓飯一個月。我只覺得一個五十多歲的學者，要到美國洗盤子洗碗，情何以堪！我放棄了。末了，經黎安友先生努力，「中國人權」的援助款批了。一次性救濟，大概一千多美金。確切數額，記憶模糊，但是杯水車薪、幾至於無的印象，至今鑿刻於腦際。
在他鄉自由的土地上，流亡歲月正緩緩翻耕心靈冬季的土壤。播種的究竟是甚麼，當時無法知曉。我有些自顧不暇。我放棄了努力。我背包裡的歉疚漸沉漸深，幾乎融為體重，不想起，不覺得。
2007年12月4日動筆
2008年1月9日擱筆
2008年2月5日修正於美國墨根窯
期間始終多雲不雪，寒飆不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