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3日訊】目前歐洲出現的大部分窘況歸咎起來都是由歐洲的集體主義思維方式，其烏托邦的哲學，以及對個人主義和放任自由經濟的恐懼心態造成的，這和羅斯福新政主義者的思維方式相同。
我剛剛讀完兩本非常棒的書，這兩本書都在其標題位置突出了主題：阿米提-什萊斯（Amity Shlaes）的對經濟大蕭條的重新研究，《被遺忘的人：大蕭條的新歷史》（HarperCollins, 2007），沃爾特-拉克爾（Walter Laqueur）所著的《歐洲的末日：古老大陸的墓誌銘》（The Last Days of Europe : Epitaph for an Old Continent，St. Martin’s Press, 2007）。在第一部書中，作者對羅斯福新政時期的幾位核心人物作了深入地調查：究竟是什麼影響了他們，他們又希望得到一個什麼樣結果，實際上又採取了哪些措施，尤其對其政策產生的後果作者更是明察秋毫。（譯註：提到被遺忘的人，我們首先會想到美國總統羅斯福1932年競選總統時許諾的幫助”被遺忘的人”，這曾使許多選民歡欣雀躍，並給F.羅斯福的名字打上了對鉤，他當選了。半個世紀前，耶魯哲學家W.薩姆納提出另一種”被遺忘的人”，即不被官方惠及，但堅持在法律上獲得承認者。A.什萊斯在書中講述的，正是在F.羅斯福新政下，W.薩姆納意義上的”被遺忘的人”。）
而第二本書則客觀地描述了21世紀初困擾歐洲社會的一些嚴重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已經有一些評論家宣稱他們是無法解決的，而且終將改變整個歐洲大陸。其中問題包括：讓人憂心的生育率下降問題，與之並存的穆斯林社區的移民人口暴增的現象；對這些新移民的同化措施失效後，人口這一變化趨勢加速了歐洲福利體系的崩盤；教堂門庭冷落，相比之下，清真寺人滿為患；歐洲沒有能力來部署其軍事的力量；勞工的生產效率低下，再加上其他不妙的商情指標，預示著歐洲經濟前景極不穩定；而在一個非民選而且低效的歐盟威權體制之下，歐洲的各國主體性喪失。
我印象中有兩點特殊性，可以將這兩本書維繫在一起。第一特點就是他們的寫作手法，一種少見的冷靜的方式，其中評論性的、個人觀點陳述性的、以及解決措施性的內容十分有限。他們都講述所發現的事實，盡量讓讀者自己作結論。他們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兩個作者都揭示了，書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受到了集體主義的思潮的影響和觸動，而信靠這一強大政治經濟的力量。
發生經濟大蕭條，隨後羅斯福推出了新政，以平息這場危機，這樣的一個的故事的確給四十年代後期受過良好教育的每個美國人烙下深深的印跡。這個故事聲稱：經濟大蕭條是一種特殊的狀況，是商業過剩、企業及其主管的利慾熏心，金融行業裡可惡的運營方式造成的；這場災難性的大事件完全把那個「小人物」－－一位”被遺忘的人”壓垮了，他對此束手無策。因而，社會急需一種強制性的平衡力量，而把這種責任交給美國政府當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為了發揮這項作用，新政開始實施，為此設立了一些超乎人們想像的，英雄式的工程項目（譯註：田納西水利工程），新政扭轉了赫伯特-胡佛制定的災難性的政策，控制了大蕭條，並挽救了衰退的經濟。最終，新政的成功，使得現代化的福利國家模式在法律上得到承認，政府可以借助稅收，管制，發債，開支，賒買的手段，對大企業過度經營進行其強有力的審查，政府要確保國家繁榮富強，然而，不是通過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是依靠所謂的一種更公平，更平等的模式。
我們的老師，新聞媒體，還有兩大黨的政治人物給大家灌輸了這些「真理」，而這些並沒有到所謂的”不言而喻”、”無可辯駁”的程度。年復一年，只有少數的幾個人發出呼籲，指出「這一切不過是一個神話而已」－－米爾頓-弗裡德曼認識到了這一點－－然而總的來說，對大蕭條和新政的原有的說法一直保留到現在，在美國的教育領域以及媒體界，幾乎沒有遭遇過挑戰。
顯然，什萊斯女士並不接受這個傳統的觀點。但是她也沒有通過一場政論，或者堆積很多不同的數據來解釋，更沒有引用一些專家或者更權威人士的話，而是針對胡佛和羅斯福當政時代的一些核心人物進行了深入而精彩地描繪。
作者很冷靜地講述了這些人的公開的張，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所採取的措施，引導讀者得到一些清晰的結論：
不錯，胡佛的措施是災難性的，（例如他支持巨額的《史慕特郝雷關稅法案Smoot-Hawley ACT》）實際上他的所作所為和國家干預主義者類似，他實施了強制性的政府管制，打擊了企業，正如他的繼任者的那套集體主義思路。
羅斯福頭腦裡並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精心策劃的方案，相反，他邊做邊決策，他的大多數計劃自相矛盾。在他的前兩屆任期內，他對商人和企業家的態度一直是很極端的。 和這個神話恰恰相反，羅斯福的新法、新機構，以及工程項目很可能非但沒有減輕大蕭條的程度－－而事實上反而加重其厲害程度，延緩了美國經濟的復甦(或:延長了危機的時間)。
30年代的中後期發生所謂的「衰退內的衰退」對國家衝擊很大，這都是因為受到了羅斯福新政政策的直接影響（例如，未分配利潤稅）。很清楚的證據表明，新政使得經濟衰退得更為嚴重，而且延緩了復甦的時間(或:延長了危機的時間)，而不是拯救了我們的國家經濟，最終，在 30年代末，大部分的民眾，甚至還有來自政府部門的人，都積極響應了諸如文岱爾-威爾奇(Wendell Wilkie)等人的建議，這些人起初是能夠理解新政的，可是之後他們再也無法忍受新政對經濟造成的危害，轉而反對失敗了的新政政策，迫使政府逐步放鬆管制，減輕對企業的抨擊以及那種集體主義的作法。
如果沒有30年代後期的「路線的修正」，如果當時世界發生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局勢還不是很清楚，羅斯福很有可能會在1940 年敗選。什萊斯女士也沒有在書中下這個結論，但是，別人已經認定當時（四十年代）的美國正處在世界大戰的危急關頭，聯邦政府將發揮其主導作用，大政府干預社會的政策被制度化，而出現這種狀況的根源就在於三十年代羅斯福新政已經建立了集體主義政策基礎。
什萊斯女士從來沒有明確的表示過這些觀點，而是通過複述新政的進程，以及某些人物的自演自說，她得出了我心痛的發現是顯而易見的結論。雖然是輕描淡寫有所保留，然而其意思卻很清楚明瞭；這點確實很了不起。
拉克爾先生的書大致也是如此。對於造成當前歐洲危機的上一代人，他重新審視了他們所經歷的那段歷史，運動和潮流變化。
他強調：兩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經歷過血腥殺戮；決志不再讓一場悲劇重演；企圖通過創建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來保障他們得以實現目標；他們有強烈的衝動要建立一個事實上的烏托邦似福利國家－－就是擅長於在社會保障方面許下承諾，而提到苦幹精神，創造利潤，自由競爭和軍事能力等卻差強人意。而且，歐洲人的理想主義的思想導致歐洲人放下老帝國的架子，想在昔日的子民面前好好表現一番，包括請他們來自己家裡卻對他們不求索取，就像在行善積德。
至於人口災害的問題，種族和宗教兩極化的問題，少數民族無法融合的問題，以及由於卑劣的職業道德的拖累而產生經濟停滯發展的問題，對美國的忌恨日益嚴重的問題，或者說自綏靖蘇聯之後同樣令人吃驚地綏靖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等等問題，我們也沒有聽到拉克爾先生對此大喊大叫。
我們看到的僅僅是一些冷酷的現實，人們的態度以及發展的趨勢，以及對歐洲少數族裔社區相關的組織的敘述（雖沒有專門地描述那些煽動性的以及叛國性的情況，但事實上起到了這個效果），而且他還有點善意解釋了那些嘗試建造一個更開明和更和平的歐洲社會的想法。
同樣，低調的講述非常有效果。最後，留給讀者自己做結論，可是隨著拉克爾先生一路引導，要想得出其他結論的餘地也不多了。這本書的標題也清楚表明了拉克爾先生所看到的事實，就是歐洲的最終結果。
這兩本書涉及的主題很不相同，但寫作手法及其文風十分類似，對美國人來說，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書。如果連身處何地都搞錯了，我們又怎麼能弄得清楚要去哪裡以及如何才能到達目的地？學校的孩子們對亞當斯密，米爾頓-弗裡德曼，弗裡德裡希-哈耶克以及路德維希-馮-密塞斯都一無所知，卻學了很多約翰-杜威，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辛克萊-劉易斯，甚至卡爾-馬克思的東西。而後面的我們提到的這些人所持有的觀點恰恰是我們的開國先賢深惡痛絕的。倘若，我們照著這些集體主義者設計的圖紙航行，那麼我們所能構建的社會與（自美國立國之初到20世紀的）美國社會，本質完全不同。
勸導我們走向集體主義，向強硬的國家政權靠攏的論調，是那些編造新政的人的主張，和歐盟一起構成了對我們的祖先創造的美國社會本質的致命威脅。對個體自由和自由本身缺乏尊重就破壞了獨立宣言的原則。什萊斯女士的書，以其低調地敘述的方式，對大蕭條和新政的重新研究確實很有說服力。與此類似，拉克先生的書應該引起歐盟布魯塞爾官員和歐洲大陸的人重新思考一下他們上一代人的政策道路。
歐洲出現的大部分窘況歸咎起來都是由歐洲的集體主義思維方式，其烏托邦的哲學，以及擔心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和放任自由經濟的心態造成的（歐洲害怕而且背棄基督教的傳統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這點拉克先生的書沒有提到，但是在這裡我就不多說了） 。
美國也存在這些衝擊，雖然比起歐洲我們抵制地更有效，但是能持續多久？ 如果我們注意到歐洲，並正確地理解新政的哲學和遺產，也許我們可以避免重蹈歐洲的命運。
英文：What has the Great Depression got to do with a Dying Europe?
by Ron Lipsman
http://www.intellectualconservative.com/2007/11/09/what-has-the
-great-depression-got-to-do-with-a-dying-europe/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