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1日訊】梁啟超的新民說，魯迅的改造國民劣根性，以及其間的「少年中國」諸學說，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影響很大，以至如今其餘緒嗣響仍舊影響不少的人。這些理論自有其啟迪民智之功，但是其間的流弊很少有人來探討。在一個普羅大眾受教育程度不高，文盲與半文盲仍多，知識分子仍是稀缺資源的國家，知識分子的精英姿態特別明顯而固執，至今如此。我不是個「只要是民意就一定對」的民粹主義者，但我也不想做似乎高人一等的精英，我希望用「劉禎平視」的態度來看待眾人，雖然這做起來可能比較困難。
面對知識的浩瀚，面對未知之世界，從總體上講，我們都是愚民。但解除這種愚的過程，卻是智慧之發現與探索之過程，其間的美與趣，思考的享受，的確非常令人滿足。我不是愛因斯坦，我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科盲，但我可以感受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後，不只是一種成就感給他帶來的歡悅，更在於他享受這個探索過程的樂趣。我們雖然都是愚民，但你不能阻止我解除我的愚昧，更不能用其他方式來愚弄我，使我長期做一個愚民而不自知。專制制度的罪惡，既在於對你現實利益之剝奪，也在於對你做人尊嚴之傷害，同時還在於對探索知識與智慧之扼殺，從而整體上扼殺你的生趣。沒有生趣，只能作一個不能自由思想的動物，再也沒有比這樣的人生更悲慘的了。可惜的是，在中國，這樣的人事是如此之多，到了令人傷心慘痛的地步。
面對專制制度愚民的局面，有識之士覺得需要喚醒民眾，讓他們知道酣睡在黑暗中是如何的危險而無趣，我認為這是一種善與德，也具有實用主義的功效。所以我並不反對消極意義上的新民。但把新民上升到積極意義上的改造國民劣根性，這就不是我能認可的了。人性是善還是惡，在中國爭論了達千年之久，這完全是個偽命題。中國人花在許多偽命題上的口水可以再造一個五大洋，在無用功上耗死的腦細胞如此之多，令人扼腕嘆息。換言之，我們做了許多沒有效用的事，還自以為在討論世界級的大事，沒有比做這樣的事更比傻的了。人性本身就包括善惡，沒有善的人性沒有，同時沒有惡的人性也沒有，人本身就天使與魔鬼的混合體，是善與惡的雜交品種。作為人，我們能努力的就是，讓善多一點，讓惡少一點。但讓善多一點，讓惡少一點，就是要改造國民劣根性嗎？恐怕病找對了卻吃錯了藥。完全的取善去惡，就像毛澤東的「取其精華，剔其糟粕」是一種理想狀態，用在日常物理上可能有一定效用，但用在改造思想和文化傳承上，沒有比這更強權而無理且無效的了。人需吃五穀，但你要吃了不生病恐怕是做不到的。文化和思想的取精華剔糟泊，不是庖丁解牛，剨然而畢，思想與文化不會這樣便宜我們。
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劣根性而貫以國民，應是國民必有，那麼榮你有榮焉，辱你有辱焉，除非你自覺承認不是國民。都有劣根性，只是劣根性多少的問題，那麼誰來改造誰？誰來制定改造的規則？你會說，有知識的人，懂得民主自由的人，來改造愚民就是了。就像魯迅一樣偉大地出來改造劣根性一樣，並以此自命。別說魯迅這種高蹈的做法，包括他開出的改造之方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即令他的方法不錯，你也不能包管他放之中國而不誤，因為每個人是如此地多樣而不同。你魯迅既開得醫治國民的藥方，那麼我「山寨魯迅」開不得？難道就你魯迅一個人聰明嗎？我是否可以先醫治一下你魯迅呢？有不少與魯迅論戰的人，大抵可能也有這種心態。好，這且放下不表。知識分子在那裡紙上談兵，「改造國民劣根性」問題倒不大，這只是思想的交鋒，觀念的不同而已，不可能一言興邦，也不可能一言喪邦，更不可能清談誤國。關鍵是，有強權來贊同來表揚你魯迅，來模仿你魯迅，他挾魯迅以令諸侯以令天下，把你魯迅神化而當作一個神話，來施展你的改造國民劣根性，那麼效果如何呢？改造思想、洗澡割尾巴、檢舉匯報、向組織靠攏與交心、舉辦學習班，甚至老師也叫靈魂工程師（靈魂也可以工程，多麼好聽的極權語詞搭配），教化甚過潤育，似乎學生也是來接受改造的。諸如毛概鄧選江三表胡八恥等思想品德課裡的「塑造」和愚民，恐怕與改造並無分別。
魯迅並不負責後世獨裁政權對他弔詭似的利用，事後諸葛式的責難，於魯迅過苛，對他是不公平的。但我們可以思考魯迅的思想如何容易被專制政府利用這個事實，恐怕改造國民劣根性的思想，給獨裁者開了太方便的後門，有一種曲通的暗道。換言之，魯迅思想裡這個改造國民劣根性的bug很容易被獨裁病毒利用，而獨裁病毒進行捆綁傳播，遮蓋魯迅文章批判實質，只讓民眾從此接受學習和改造，因此不僅劣根性沒能根除，反而因愚民而增添了更多的劣根性，以魯迅的知識結構和知識譜系，恐怕他也萬難想像這種充滿後銼力的弔詭結局。
有人會問，你既不同意改造國民劣根性，那中國社會怎麼解決問題呢？我並不反對消極意義上的啟迪民智，也就是說，固然有人要喚醒民眾，讓他們知道酣睡的危險，但真正比較好的社會，不僅在於你去喚醒民眾，而且在於民眾即便酣睡乃至有些愚昧，都不會有什麼大的災難發生。也就是說，你要酣睡可以，我可以把你的房子建得牢實些，不讓它在地震時變成豆腐渣，讓你連逃生的機會都沒有。也就是說讓制度來保證民眾即便愚昧（人權當中當然應該包括免除愚昧的權利），也能有其一些基本權利不受傷害。事實上，一些美國人的世界知識並不多，有的甚至閱讀困難，有的甚至也可能愚昧，這些都需要幫助，但不是居高臨下的改造。即便他們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擁有民主自由的遊戲規則，擁有信仰，他們可以潤物細無聲的變化，以及對這些規則的遵守，使其「新民」。關於這一點，大陸人與台灣人雖然同是中國人（當然這只是我的看法），如今已有不少文化及制度上的差別，在可以想見的將來，隨著民主自由成為台灣人的生活方式，與大陸人的差別將會越來越大，這難道單單是改造國民劣根性的結果？別的不說，在民主自由生活下的人之寬容精神，迥非專制制度下的可比，這難道是「改造國民劣根性」的成就？
人是有侷限的動物，並非全知全能，因此我們要帶著悲憫和體諒、同情與理解去看待自己的同類。具有政治文明的國家知道民主自由的重要，並不在於要不要去改造國民劣根性。美國聯邦憲法的起草人，美國的總統華盛頓、林肯他們不會去改造國民劣根性，就連剛卸任的布什總統也說的是，要改造的是政府，把政府關進籠子裡。當然喬姆斯基也好，弗裡德曼也罷，都不會心血來潮改造國民劣根性。也就是說，最重要的是制度變革，與其說改造國民，不如說改造政府，改造政治制度。不要跟我說民眾愚昧，不適合民主，不要跟我說要先改造國民劣根性後才能實行民主的偽命題。使民眾知道權利，讓他們覺醒是很重要，但你不必強迫。剛多賽說得好，做好事是不夠的，還要用好的方式來做。那種不惜一切手段達到最高目的的說辭，「焉知曾、史非桀紂之嚆矢也」，成了極權的開路先鋒。我們的政府把民眾的理解力和民主素養說得多麼不堪，除了其利益貪瀆與愚民外，也是對我們民眾智商的侮辱，同時也是把民主自由制度神秘化的結果。民主自由是一種訓練與習得過程，是一種幼稚園政治，民眾與民主自由的制度一起成長，「改造國民劣根性」這種文化決定論的說辭，恐怕只會貽誤和拖後民主自由制度之實施。我不是制度決定論者，但我認為制度變革比文化革命可能更關緊要，因此與其輕信改造國民劣根性，不如改革政治制度和改造政府。
2009年1月30日8：51分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