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更瞭解接下來所要談的降低工作所得徵稅的邏輯，就一定要提到由所謂供應理論引起的小風波。
在十九世紀初，有一位法國人（而不是美國人）觀察到刺激經濟成長的動力不是消費者，而是生產者。賽伊寫道：「產品會創造市場銷路。」
這個由供應所造成之經濟成長的定義是很容易瞭解的，幾乎可以說是平淡無奇：如果不是有廠商向您推銷行動電話，您絕不會想要買一支這樣的電話，因為若不是有這樣的電話問世，您就無從得知自己會有此一需求。
此一供應至上的觀念受到了凱因斯的質疑，他就是將1930年的經濟危機歸咎於需求不足所致。根據凱因斯的想法，應當要刺激消費才能夠脫離危機的泥淖。
此一建議僅能夠吸引提高購買力以提升經濟成長，但不幸的是，每次只要採用這個建議，均以失敗告終，特別是1973年在西方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當供應不足時，提高的購買力最後總是造成價格上漲。
根據普雷斯科特所主張的供應邏輯，只有工作量以及供應量的增加，才能夠提高產量；如此而得到的新的經濟成長，讓政府得以用較低的稅率徵稅，但稅收卻增加了。
這也成就了政府和勞工的雙贏局面。這個假設受到了美國經濟學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一九八○年代初期大力推廣，他當時因為所提出的拉弗曲線而聲名大噪。
此一拉弗曲線假設當稅率超過50％的時候，則政府稅收就會下降，因為經濟成長將會趨緩；反之，若是稅率下降，因為刺激了經濟成長，則稅收也隨之增加。
這個被普雷斯科特認為是「在算式方面簡略，但是推論正確」的拉弗曲線，於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在位期間，在美國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因為該曲線，使得美國經常減稅，同一時期美國也確實出現了強勁的經濟成長。二者之間是否有任何關聯？其箇中爭議恐怕永遠也無法獲得定論。
當時的情況是，全球各地紛紛跟隨這一波儘可能減稅的步伐；甚至於歐洲各國也採納了拉弗的意見。這是因為拉弗曲線是正確的嗎？普雷斯科特自忖著。
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各國政府因為已經置身於一個稅收處於競爭狀態的全球化經濟環境中，他們已別無選擇：過高的徵稅將導致企業主們紛紛逃避到稅制相對更具吸引力的國度。
大家之所以會相信普雷斯科特和拉弗，是認為在減稅的正面刺激下，減稅而不影響國家財政是可期待且可行的。不過，在歐洲用工作所得稅收來挹注社會保險（即美國所謂Social Security的退休金制度）的狀況下，僅僅只有降低原本的高稅率並不足以減輕對工作所得的徵稅。
若想要更具成效，則降低稅率之餘，勢必也要對於社會保險以及退休金制度的挹注模式有完整的因應配套：對於所選擇資金之必要分配的轉換。
很自然地，若個人願意自行負擔較大的風險，則稅率的降幅就可以越大。但是該如何定義出最佳模式，以保障個人免於重大危機，同時又不致對社會救助以及公共財政造成危害？
此一最佳模式是可以計算出來的：以美國為例，普雷斯科特表示隨著每年大約4％的投資獲利率，得要持續投資自己薪水的8.7％，才可望在63歲退休時持續領取和最後一份薪水等量的退休金。這種民營的退休金財務規劃有助於將所得稅率由40％降低至27％。
這種民營規劃的退休金對於勞工而言相對便宜（只需收入的8.7％，而非以往的13％），卻能夠享有相同的利益，因為減少的稅刺激了工作量的增加，也促使了經濟成長加速。
遠比其各項數學模式更加務實的普雷斯科特建議所有的勞工在民營以及公營的退休金制度之間做出選擇。他那幾乎獲得所有經濟學家認同的充滿動力的經濟成長模式，在任何狀況下，讓各國政府在尋求充分就業以及經濟成長方面，都沒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逃避現實當然也是一種方法；但是透過喊話以及短期干預等迂迴手段，卻無法獲得具體而可供檢視的結果。普雷斯科特最後表示，經濟所遵循的是法律，而不是政府的決定權。
但還有比逃避現實糟糕的：不合時宜的公權力干預，透過錯估貿易自然週期，可能加劇經濟蕭條的現象。
各國政府如何造成經濟蕭條
普雷斯科特的科學威信是建立在一個數學模式之上，而該模式能夠十分明確地預見並分析經濟蕭條。
和在此之前絕大多數僅僅描述狀況的模式大不相同的是，普雷斯科特的模式充滿動力，融入了所記錄的時段，並且預測出各個經濟因素的狀態。
普雷斯科特可以說是眾多在一九八○年代造成經濟科學革命的推手之一，其中也包括盧卡斯，他們徹底顛覆了經濟政策。
在此之前，各個模式的作者們以及讓這些模式實際運作的政治人物們均認為，各個企業主以及消費者會根據政府所釋放出來的訊息而改變他們的行為模式。
但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動力的模式裡，這些經濟因素明白種種指標只不過是指標，而不是實際的變化：透過預測各個政府所等待的人為影響，這些指標往往令各種政策破功。
這是非常基本的：從普雷斯科特的動力模式裡，得到一個結論，即「振興經濟」、「減緩過熱現象」等詞都是沒有意義的。
這些都只不過是政治或新聞用語罷了。實際上，能夠引導經濟的只有實際而長久的優惠，任何關於「振興」或是「過熱」的言論都無法產生任何影響。
普雷斯科特表示，這樣並不會造成政府的消失，或是引起政府的惰性：若是少了優良的政府，市場經濟便無法運作。但是根據動力模式，政府的角色在於維持長期的經濟成長趨勢，而非時時干預。
此一持續的經濟成長趨勢首先取決於體制的穩定度及其品質，諸如：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貨幣之可預測而非通膨性的管理、可信賴而不昂貴的司法正義、自由交易、為了便於產業更新而針對破產所制定的法令、讓市場運作順暢而不造成障礙的財稅與社會法規，這就是有助於經濟成長趨勢的良好體制。
普雷斯科特又補充表示，這些才是政府應該要全心投入關注處理的事務。
當經濟成長趨勢出現遲緩的時候該怎麼辦？普雷斯科特表示，什麼都不做反而顯得比較適當；科技之創新進步會創造出新的週期，加速經濟以較新的產品或是較低的價格淘汰掉舊技術與舊產品。
在各個先進國家裡，科技週期大約為每42個月更新一次，而最近的趨勢在於延長科技週期。這些週期會從技術領先的國家開始向外蔓延，因為新技術的傳遞在今日幾乎已經達到零時差的地步。
不可避免地，這類由新技術所造成的技術斷層會引起受到損害之人的反彈，在民主社會裡，這些利益受損的人將會對各個政府形成政治壓力。
但是這些政府因為對於科技週期之運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傾向於不過度干預；或者只是適度干預以便在為這些因為新技術而失業的勞工重新安排時能夠更加順利。
但實際狀況往往不是這樣順利：對於二十世紀幾次重大經濟衰退的分析顯示，政府的干預最後如何將一個原本的自然週期轉變成重大危機，並且讓經濟成長趨勢持續停擺。
且和普雷斯科特一起來觀察經濟史上所觀測到的幾個重大危機：一九三○年代發生在美國的經濟危機、同一時期發生在法國的經濟危機以及日本近十年來的經濟蕭條。
在美國的例子當中，普雷斯科特強調該為此一經濟危機之嚴重程度與持續長度負責的是羅斯福（Franklin Roosvelt）所謂的新政（New Deal）。
在1932年時，此一新政透過禁止競爭與禁止降低價格的策略，迅速馳援陷入困境的產業；不具生產力的企業受到公家部門的援助，反而阻礙了更新型態產業取代這些企業的腳步。
到了1936年之後，正當羅斯福的第二任任期，工資和徵稅都上漲，更進一步阻礙了投資與科技創新的腳步。
此一實際上由羅斯福的前輩胡佛（Herbert Hoover）所提出的凍結方案，不僅阻礙了自由貿易，也將美國經濟引導向一種著重於分散貧窮而非創造財富的軟性社會主義。
此一新政在同一時間，讓羅斯福大受擁戴（直到今日仍是如此），儘管他可以說是一手葬送了美國經濟，甚至到了人人都必須重新投入工作的地步。
這樣算是代替普雷斯科特宣告的修正主義嗎？這一個對於新政所做出的現代評估，早已不會再受到經濟學家們的質疑；新的科學共識認為羅斯福的政策應當為一九三○年代經濟危機的持續狀態負責。
對於法國在同一時期的狀況，經濟學家也都同意：布龍（Léon Blum）政府的確因為透過減少工時，同時提高工資，因而延長了經濟危機。
這一個錯誤的策略是由主張自由經濟的路艾菲（Jacques Rueff）在當時所犯下的。但是，就和羅斯福的新政一樣，可以說布龍的諸多決策都遵從了在當時就短期而言合乎情理的政治與社會需求，卻完全枉顧經濟情勢。
為了美國人或法國人的幸福，究竟是要讓市場自行運作並儘速遠離危機，還是要向社會政策求援卻同時延長危機呢？
這個問題永遠適合每一個面臨任何一個週期的政府思考。但是現今可能的矛盾之處在於，明知種種預防危機的政策可能使危機更加嚴重，卻仍不得不推動此一政策。 @(待續)
摘編自 《經濟不說謊—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總體檢》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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