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裡尋親記
1996年我從自由美國到中國去，在中國行程數千里，為的是去找尋我那被殺害了的雙親遺骨。這是我人生中需要去做的幾件力所能及的事之一，年代久遠,埋無確址，我決從源頭找起。
在一個多月時間，從上海到甘肅，青海，杭州到臨安，紹興，以及數個鄉村，上海的居委，派出所，到提蘭橋監獄，到青海勞改局。從紹興共黨統戰部到所有至今能找到的親戚。
在青海西寧勞改局劉副政委和範科長（據說他在60年直接管奴工隊的）和一個當時參加過埋人的就業人員引領下，他們帶著當時的埋人圖，開著警車翻山越嶺，顛簸前進，一路荒涼，車在一處停下，再無路可進，於是棄車爬坡，到處是坑窪不平的黃土崗坡，到處都是竄出土的森森白骨，情景煞是淒慘恐怖，按埋人圖開掘了幾處，都是男性的遺骸，範科長說在五，六十年代他曾掌管一個大隊一千幾百人，後來都死光了，那時是天天活人埋死人，有時挖個坑一下推下去數個屍體也是常事的。據現在官方的統計，在大飢饉的時期全國餓死三千到四千萬農民，我想恐怕這數字不包括我們這些人吧，但這些人可不是小數目，這可是整個大隊整個大隊死去的啊，算算一個新生被服廠有多少個大隊，一個青海皮毛廠又有多少個廠，一個青海勞改局又有多少這樣的單位，何況這樣的勞改單位在全中國是星羅棋布的。大家精疲力盡，下山就餐，然後找了數個民工再度進山。最後爬到一處山崗，據說此處只埋一個女的,後來挖到一個女性骸骨，記得媽媽是鑲有金牙的，可是顱骨牙床部卻嚴重殘缺不全，考慮到有可能在死後她的金牙被黨和人民政府作為戰利品沒收了，我挑選了尚有點白色的橈骨，椎骨和牙齒各一個帶回上海，在華東政法學院作基因撿驗，以我的血和我妹妹的血作對比以確認媽媽。然而爸爸的遺體仍無下落。
華東政法學院的報告出來了，因遺體被直接埋在泥土中，遺骨霉變導致DNA嚴重降解，無法鑒定，經過該院的高級技術人員多次努力，最後挖取椎骨中的少許骨松質和進口的金牌酶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終於得到初步結論是不排除是我媽媽，1997年再次從美去中國，約同了我的新疆的二弟永昌和甘肅的大弟媳乃霞，9月17日到10月27日在一個多月時間請回媽媽的遺骸一路護送到上海，在上海松江購買墳地。鐫刻墓碑，隆重請父母安息上海地下。媽媽是全骸安葬的，爸爸未能尋獲，則只能以一張生前相片入棺替代，慘啊！生前子女幼小，未曾得到回哺，去世時則孤單一人，與子女天南地北，含冤而去，今天我嚎啕痛哭，父母地下知否。
一想到父母，不免悲從中來。父母生我和兄弟姐妹，去除夭折的，尚存六人，父母生我養我不易，尤其是母親，在毛幫占有中國後，屠殺千千萬萬無辜人民，搶奪去所有財產情況下，特別我家，在父慘死後，家無隔宿之糧，身無替換之衣，全家流落到上海，寄住在原我父之學生和知友蔣奕田家，那是上海襄陽南路敦和里47號。蔣原受我父恩德深重，當時媽媽在醫院生養弟弟永光，我父死前曾托孤與他，誰料這小人竟席卷我父托管他處的留做孤儿寡母臨時活命的一些金銀和我母的所有首飾而逃去香港。媽媽出院後，我全家一下就淪落到家無隔宿之糧，身無完衣的地步，當時我姐才13歲，我才九歲，而小弟剛出生，全家七人身陷絕境。我母以她那女性的弱不禁風的一個知識分子之軀，几乎是用她的生命和鮮血來護衛著我們這六個幼小子女的生靈。
在共黨無所不在的統治及株連九族的歧視政策下，處在共警和共黨基層統治爪牙所謂裡弄幹部的無時無刻的羞辱下，媽媽不能得到任何工作機會，只能在菜市撿點爛菜葉和申請一點夾帶沙石的救濟米，以及為人洗衣幫傭來哺育我們六張嗷嗷待哺的飢嘴，我們是啜吸著媽媽的血活著的。想起有時在深夜時分媽低著頭在昏暗的油燈下為我們納鞋底的情景，我心如刀絞，那時我家付不起電費，晚上有事就點個油燈。
媽媽去了！她曾是一個學生領袖，從抵制日貨愛國運動到從事教育事業，捨身營救抗日誌士到艱苦養育子女，一生只做好事，卻死得那麼慘，她是睜著眼睛絕望地離開的，沒有一個子女幫她闔上眼。她是被流放到青海一個荒域的山野一個軍警看守，獄卒監管的苦役營裡，經受了勞累飢餓而活活被折磨而死，死後還被敲掉牙齒集體草草掩埋在一個荒山坡上。對此我這一輩子心中未曾有過一分鐘的安寧，特別我在重新獲得了自由以後。
每年新年年三十夜，我孤身獨影，點上兩只蠟燭，擺上幾碟我自己烹調的小菜，拿一張白紙寫上爸媽的名字，和千方百計尋覓來的各半張爸媽在不同時候的照片，大哭一場。然後帶著鬱鬱然的淒切爬上我的床去，睜著眼瞪著天花板又到了明年。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去尋找父母遺骨的願望越來越強烈，但是要做這件事並不容易，作為被魔鬼硬綁在恥辱柱上的他們，子女要去探尋他們的遺骨是很難的。不但要具備一定的政治條件和本人身份，而且經濟條件也是必不可少的。
媽媽是在1957年被抓去的，那時我大姐在早一年因生活逼迫而去了遙遠的甘肅找到一個工作，開始數個月還每月寄點錢來家幫助我們。在周恩來強迫大量的內地人支外之前當時自願去甘肅的人是很少的，特別是女的。所以後來她能在當地找到一個當共黨乾警的老公結了婚，婚時曾經來過上海一次，待了一天就離開了，還記得她帶來一些她老公的舊衣服，我穿上了一條舊褲子真高興，記得她還在老公面前直誇我好英俊。好象後來對娘家的態度變了，很少和媽媽來往了，現在我想到這可能是受了共黨老公的影響，被洗了腦要和我們這被鎮壓了父親的家庭劃清階級界線了。
媽媽被抓後，在我的緊急求援下，姐姐寄來過一次錢，以後再無任何音訊，隨後居委會停發了我家的救濟米，強行送我弟妹入國貨路孤兒院，還強迫我簽字，當時無法生活，只能如此，從此我家骨肉進一步分離。我也被遷入到弄堂的另一個小亭子間居住。我家的大房間隨即被居委作了公用，後來我想在當時的一切好象都有預謀的。
1958年9月30日，我剛從學校組織的農村勞動回上海，即被喚到學校黨支部辦公室，共黨支書姚娟宣佈我被逮捕了，一個警察當即押我去家拿替換衣服，我問是甚麼原因？厲聲訓斥「你自己知道」，你要不走就要給你上銬強迫。
那時我才17歲，在中國中學剛上高中二年級。以後在苦役營掙扎二十年，在這漫漫的生死煎熬日子裡，更不許你對自己的遭遇有所問，否則就是不認罪服法，挨鬥挨打餓飯，還要加重你的勞役量，我被當作典型被整了一次後，從此就無人敢於再作嘗試了，我始終也不知道自己犯了甚麼法。那時我一個幼稚的學生對世事好象甚麼也不懂。從校中所受教育，好象自己還挺擁護共產黨的。誰知二十年後才知道我竟是個右派呢！！
我被押送到虹口一個名叫四明公所的臨時關押所，陸續押進約有千多人象棚鴨似關了8天，然後將要押去外地做苦工。當天家屬送衣服，只聽場外哭聲震天，沒有想到在最後我竟也有人來送物，原來是我過去的鄰居小朋友張世楷世桅二兄弟，他們送來了我的一條破棉絮和一封通知，通知說我媽媽明日要押送外地，可以送日常用品去，可憐的媽她怎知道她兒子也已失去自由並將比她先行啊！從此我們母子將天南地北永遠生離死別了。這注定是我一生無法彌補的遺憾和歉疚，我知道我親愛的媽媽可能在最後彌留時刻也在怨恨我這唯一有能力的去探望的兒子竟沒有在流放前去看她和給她送點日用品。
隨著毛魔被魔王收回，1978年我拿到了上海徐匯區教育局的右派改正的通知書。當時我覺得這簡直是是個天方夜談，一開始我的頂頭上司對我說你是右派時，我可真以為他在開我的國際玩笑，但他說他已看過我的擋案，看他那認真的樣子，我就抱著試試的心理去作了申訴，後來我真的拿到了右派改正書，我真的要感謝他一輩子，要沒有他查我檔案並給我通風報信，我做夢也不敢想我竟是被打成右派的。後來我又努力並走了一步險棋，我居然懷揣所謂的袋袋戶口到了上海，因為按當時共產黨的政策，象我這樣情況的人，已經失去了一切親人，被捕捉前只是一個學生，是規定要留在原地安置就業的，可是我怎麼能在那個吃人的地方繼續待下去，當一個比共乾們低一頭而比其他同難們高一頭的所謂二幹部呢。我來到上海就賴在中國中學不走了。這是理所當然的，是你學校陷害了我二十年，解決這樣的老大難問題豈你唯誰啊？在上海一年多後，我居然報進了戶口，後來又拿到了正式的工作，後來居然又從集體制變成全民所有制，當時人們以為不可思議的事我做到了。
在絞肉機裡生活二十年，我是為數不多的能活著過來的人，我已經從一個單純的莘莘學子成長為能進行複雜思考的能人了，我是充分運用了當時他們的體制內部對毛魔過去所作所為的不滿情緒，充份運用了他們自己在過去運動中受到迫害還未消失的痛苦同感，在開明派胡耀邦的政策庇陰下，祭起「實踐就是真理」大旗，實行我的陽謀才終於取得了的奇跡。
這樣我終於有了一點為父母做點事的心愿的基礎了。
在我自己的問題基本落實後，我又開始了為流落新疆的弟妹回滬之事而奔波。原來這期間被毛澤東貶為所謂文革犧牲品的，大批變相勞改們發動了激烈的回鄉運動，知青們從毛魔的精神迷魂陣中走出來了，新疆農場的萬名知青給中央大員王震集體下跪哭聲震天，雲南知青來上海市委靜坐請願，坐滿了幾條馬路，一名知青在上海民政部拉響炸藥包與那些毫無人性的官員們同歸於盡，真象毛魔說過的「新生反革命」不斷的產生了。想當時的當權派剛通過政變上了台，他們一時還不能摜起所謂路線鬥爭的殺手戟，而且知青問題牽連到千家萬戶，正處在撥亂返正社會動蕩時期的共產黨終於妥協了，於是有了知青回城的政策。
我弟妹們在新疆的勞改農場，他們也遞了回滬申請，只是當時在新疆回滬的政策中死死規定必須是夫妻雙方都是從上海直接去疆的知青才符合資格，要把回城的人壓縮到最少量，而我弟妹被流放時既非知青又是直接到甘肅的，不符合所要的條件，於是我弟妹的事就變成了死案，船擱淺了，在茫茫大海之中。我收到了妹婿學勤的求援信和電話後，就開始每天跑上海徐匯區知青辦，有幸我結識了一位很善良的婦人——區知青辦的組長，她原來是教師，但她老公卻是軍隊裡的高官，所以她在退休後能按高級軍屬的身份在地方政府裡坐上一把交椅。我向她訴說了我弟妹的不幸，先博得她的同情，我又打聽到了她住在桃源路的一棟小洋樓裡，又提上禮物去拜訪她，於是進一步知道了她的兒子正在籌備和整修婚房，於是我每天下班後就去她家扮演了義務油漆工，陳偉老師為我弟妹們給市府打了專門的報告，並開了專題的會議，因為我妹婿是符合條件的，而妹子小萍至少和上海沾點邊，所以被作為特殊個案處理接收了，隨後給新疆辦打了電話並追送了公文，然而雖經反復努力，而我二位弟弟卻被拒絕了。此事暫時告一段落，沒得到回滬的弟弟恨我不幫忙，已回滬的妹子又怨我不去探望她，可是我已盡到我的一切努力，下一步我要著手想想父母的事了。
1989年7月4日，一架飛機降臨在紐約機場，這天是美國的獨立節，這一天我來到這片自由的土地，地球上一塊最干淨的土地。我選擇了這一天离開了我的故國，是六四天安門大鎮壓後的整一個月离開那遍地是人民的血淚以及恐懼的地方。從此我成為了一個有人的尊嚴的和人的權利的人了。當我在這里站穩了腳跟後，我就重新再開始探索父母的事，我想現在不管哪天我去我的祖國大地任何角落，再沒有誰可以把我當成砧板上的肉隨意的切割了，當然它還有一种叫（無限戰）的方法如施用與對顧顯章一家十七口的全家殺戮或對王炳章那樣的設餌誘捕，不過我想我對他們來說可能還沒夠那價值，如果我僅是為父親做點事的話。
還在來美之前，我已對此初步做了一點探索的工作。因為過去的一切早已煙消雲散，幾十年過去了，年年腥風血雨，父親一代的人能幸剩多少，何況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哪裡？，如何起頭是個困難的事，要是媽媽在就好了，我想也許先從故鄉的自己尚能記憶的同輩親戚那裡入手，逐步進展。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居然找到了一些尚健在的父母過去的同事和至友，我找到了一位我母親的好友，也曾是她的學生，一個農村小學的校長，我曾被寄送農村半年，曾得到她的嚴厲管教，她的妹妹是我的班主任，那是一位清純又美麗的女孩，白淨溫柔的臉帶少許斑，我真的十分喜歡她。我還記得她充滿了年青知識分子的朝氣和革命理想每天一早和一位李姓男老師去爬山以鍛煉身體，很快她就去參加瞭解放軍，在那天離別時我還大哭了場。
她參軍後被分配到事務連當了事務助理，還不到一年，事務長在三反運動的逼供中拉響枕下的手榴彈自殺了，她也瘋了。
第一次見到校長老師，她驚喜參半，對我很有親切感，但看來當時她還處在對黨國的恐懼心理中，我能覺得她對我所問的一切都有保留，言而不盡的，不過我還是從她那裡得到許多信息和爸爸的一些友人消息。
我還拜訪了爸的另一位友人——朱仲華伯伯，過去他曾擔任過當地參議員，當然在劫難逃也吃過了許多苦，直到毛共搞縣團級特赦才被放，這時已當上了當地政協委員，併發還了住屋。我去時天已傍晚，先自報了爸爸的名字，看得出來他是那樣的高興，當即叫他的兒子把自己的臥室騰出來給我睡，並把我叫到他的床前說話，感慨萬分的說某某的後代出山了！這是一個黑洞洞的房間，一個瘦弱的長者斜躺在一張黑黑的掛著帳子的大床裡，看來他還處在階級鬥爭的恐懼中，說話有顧忌，也不敢大聲。我理解他，因為這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誰都如此。我仍然非常非常感謝他給了我許多往事和線索，也為我今後在有關方面的努力鋪了路。有人認為毛黨做的這件事很不合情理。因為作為這些被當成敵對面的官員們現在可以得到優待了，相反那些過去只是為了吃口飯或甚至是被迫的為他們使用的大多數，沒有所謂罪的卻仍然依舊在苦難中。殊不知共產黨人只信唯物，有利即有理，特別是首領毛，他只是把人當成一種物件來使用的，就象當年日本用中國人做活體解剖和細菌實驗一樣，中國人不叫人叫材料或木頭，當然毛使用的材料範圍要大得多了，那是岡村寧次甚至希特勒也是望塵莫及的。在他眼中砍它千顆活人的腦袋換一顆煙抽從而能得到一點欣愉，就是情之所至理之所在，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人們往往被這種帶上光環的魔法語言所迷惑，實際上他是說朕即是人民，即是國家，即是最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我的需要就是人民利益。優待一些縣團級當然有黨的利益目的，而那大多數群眾則讓他們繼續苦役好了，不用付代價和無代價的生命材料總是越多越好的，殺雞儆猴的反面教材也是越多越好的。
再一次繼續辦我父母的事，是1996年，那時我已取得了美國的居留權，我多了一點安全感，也能擠出個把月時間去中國。林澤先生是爸爸的同事加好友，先後任原溝溪縣長，余姚縣長和紹興縣長，當時直接受省主席黃紹宏的指揮，抗戰期間執行十條戰時綱領組織余姚抗日自衛隊，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代，他又被共黨的假宣傳所迷惑，所以他的副職則都委任中共黨人擔任，如郭靜唐，朱之光，馬青等都擔任了指導員，區隊長等職，共黨打下全國後，朱仲華現任浙江省政協主席，馬青在毛共取得天下初期是紹興地區軍管會主任等等，我去拜訪他時，林老伯異常激動，欣喜而嘆，深談後，即用顫抖的雙手寫下一封書信給我轉交紹興有關部門，大意是某某(我爸)有民族節氣，是愛國志士，思想激進，同情和支持共產黨，常以武器彈藥和糧食支援金華肖山支隊，為官正直清廉，對黨和人民做過好事等等極為贊譽的證明書信讓我轉交給紹興有關部門。叫人痛心的是林伯激動過度，寫完信後當晚口吐鮮血而亡，後來我找到林伯母對林伯作了哀悼。
抗日戰爭最後幾年和我爸並肩作戰直至1949年前最後和我爸在一起的同志加戰友是鄭重為先生，故而他對爸爸的情況非常清楚。我從林伯伯那裡獲得他的地址後，因中國簽證到期要回美國，所以給他寫了一封信，並請乃霞拜訪了他。1996年我去拜訪他時，他在上海市的黨史或文史編寫室任職，九十多歲的老人仍然神采奕奕，身體硬朗，頭腦清楚。從他那裡我才對我父親有了更清楚較詳盡的瞭解。
鄭伯伯曾擔任紹興縣長，他是中共地下黨，抗日戰爭時和我父一起率領國民軍一個大隊在浙江山區和日侵略軍苦戰直到日寇投降，說到我父鄭伯伯精神上來了，他說由於你父的身份，所以他都是通過我的關係向新四軍金蕭支隊用我軍的建制給養給金蕭支隊輸送大量的武器和給養，並幫助金蕭支隊發展，你父對我黨是有貢獻的。你父很有骨氣和民族節氣的，作戰英勇，他曾被日寇捕捉，在日刺刀及酷刑中，血流滿地。拒不投降，沒半句軟話，在國民政府中很有點名，連老蔣也知道他，你父正直清廉，辦事雷厲風行，是個人才，深得人心，也得罪過不少人，在你父被捕後，曾有數百戶人家聯名保他。你父也對國民政府一些腐敗作風不滿而傾向共產黨，國民黨敗退去台灣時，時任浙江省黨部書記長徐志良又名徐浩多次召你父去台灣，被他拒絕了，據鄭伯說你父本不至死，主要死在馬青之手，因為馬青和我們懷有怨恨，當初大軍南下，金蕭支隊被調入兵團加入戰場，馬青留下另組浙東游擊隊，馬青孤家寡人，欲將我縣大隊和85軍拼入給他，你父和我未曾同意以至結下怨恨，解放時由當地地方武裝接收地方，馬青是軍管會主任，你父被馬青逮捕時，你媽曾通過你爸的好友邵力子和省委給紹興下了調案令，可是當時在毛主席要求多殺的政令下達，馬趁此殺了你父親，當時他揚言如果我鄭重為在紹興他也照殺。
鄭伯伯書寫書信一封讓我找紹興統戰部，又告訴我，他和現任省政協主席的朱之光以及南京的副主席張任瑋都已有信去紹興了等等。當時我覺得給爸爸正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為了給紹興方面留下時間去全面瞭解，我是隔了半年才重訪紹興。
我也尋訪了一些我父母方面的所謂親戚們，好象多數對我爸爸無好感，原因是我父得勢時沒能得到他的好處，因為一般的規則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尤其是我那同父異母的姐姐，她是我父在參加革命前的一次封建婚姻的結果，原因是當時她初級師範畢業後按當時的政策要安排在鄉村學校，可是有人為了我父的原因而把她調到城市學校，此事有人反映上來而被爸堅決糾正了。
次年訪問紹興統戰部，我只是要求為我父正名而無任何財產要求。接待我的是王文光部長和馬林虎處長，王部長說解放初期我們必需多殺人，否則無以鞏固我們的政權。馬處長介紹了對我的申訴處理情況，他說關於某某的案子，上面很重視，可是50年時的案子年代久遠，中央沒有政策，而你父之事牽涉面太大，無法給予處理。我不明白牽涉面太大的指甚麼，是否牽掣到某些已是大人物的既得利益。我隨身帶了一份世界日報有關福建政府平反一位台灣大人物在50年代被共產黨鎮壓了的父親的報導，當我述說我父對人民有功無罪時，馬科長說他也作了調查，罪狀中有一條是他殺過一個人，曾訪問了一些老人，卻沒有人敢於作反證雲雲。我不禁說謝謝你的盡職，但看來您也沒有找到他殺人的證據，我爸為官正直，不免得罪過人，不排除當時有人誣告，但根據無罪推定論他當然應該恢復清白的。至此馬科長推說此事已經五部開會決定了 有結論書，我要求看結論書，當我拿過所謂的結論書拜讀後，原來不是甚麼結論書，而是一份要求省有關部門瞭解美籍華人某某某在美國的政治面貌和經濟實力的報告。嗚呼！我終於自知卑微而及時敗下，因為我很清楚我在美國既非大人物，也沒有比爾蓋茨的財力。
臨別前馬科長要我在紹興擔任政協委員，並負責為我尋找我父遺骸，當然我是有自知之明的，馬上拒絕了。
到了杭州，找到我的一位遠房堂兄，據說是他曾參與下葬我爸的，杭州一宿，與我堂兄乘車赴容山，那是我爸故鄉，據說是我家詞堂和祖墳所在，可是物是今非，他也不能識得舊地，一家一家打聽，得知過去老人都已作古，又能奈何。
在上海松江有一處墓，黑色的大理石碑，落地橫碑上鐫刻著金色大字
「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每年清明我會和我的妹妹在那裡記念依然活在我心中的光輝燦爛的爸和媽咪。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但願能有那麼一天我能在父母墳前告知他們這時所發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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