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题为《天安门文件》的书，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注意。这也正表明：“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这个事件不重新评价，中国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真正的进步。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有重要的意义。
据我所知，筹划该书的出版，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很多学问家在讨论这些文件的真伪，而作为一个反对派人士，我更关注这本书透露出来的政治含义。
从书的内容来看，很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书在此刻出版，并且采取了先“英文后中文”的出版顺序，显然是有意图的。这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一个重要的标记。
中共进入“后邓时代”后，江泽民集团面临执政合法性的危机。他们一方面要争夺邓的遗产，以邓的继承人自居；另一方面要摆脱“六四”屠杀的关系。党内反对江泽民的力量，正在聚集，试图在中共十六大前占据上风。
文件的发表，对江泽民最不利。虽然文件中表露了李鹏在屠杀事件中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不过是再次证明了人们原来的想法：李鹏本来就是屠杀的元凶之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江泽民在“六四”前已经被确认为总书记，进入北京，参加了屠杀事件的指挥。江泽民的责任已大白于天下。
并且，江泽民显然也不是邓选中的继承人，而是由保守派的陈云、李先念推荐上任的。而当时邓更中意李瑞环。从文件中人们看不到李瑞环与“六四”事件的关联。
从书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中共决策的两大特点。一是非程序性和非民主性。赵紫阳的下台和江泽民的升迁，均是由中共一些老人私下开会定下的。这种会议，没有发言、表决的规则，完全是任意妄为。二是非理性。在“六四”事件之前，李鹏就想推翻赵紫阳取而代之。所以，他千方百计地要使他的强硬镇压路线压倒赵的温和路线。如果赵能以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则李鹏就失去了机会。所以，他要推动戒严和血腥镇压。只有开枪杀人，李鹏才可以打倒赵。这是权力之争决定了政策的制订。所以，分析中共的动向，不能仅仅从理性出发，而要密切关注中共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
我们一直表示：愿意与中共内部的民主力量合作。而政治上的合作，往往不需要公开的协议，更需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原载《苹果日报》日期：2001 年1 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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