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9日电】在“经济中国”逐渐取代“政治中国”的年代，十二年前快被世人遗忘的“六四”记忆，又因“天安门文件”的出现而激扬。不管当年真相及中共高层内斗如何，以功能视野来看，执行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今天，引人关注的反倒是，中共如何面对尘封却尚未被历史遗忘“事件”的反应，以及如何承担起历史责任来面对未来。
工商时报报导，在只要人们还存有希望的年代里，所有当年被压迫的民众，对重新揭开历史面纱总会带着一股无比的勇气和信心。“天安门文件”的揭露，对了解或亲身参与十二年前广场记事的民众来说，或许并不新鲜。事实上，谈到中共高层内部派系斗争上，文件也看不出客观的视野。像文件对赵紫阳的定位就一面倒，完全去除其在民运事件中因个人私利所做抉择的主观性部分，尤其在关键时刻前往北韩访问，为何文件独缺此处，而令外界有所怀疑。
从几个被忽略的角度重新审视“六四”。第一，学生态度是否完全站在“正确”一面？官方态度必须遵守“政治正确”毫无疑问，学生激浊扬清的纯真心态也没错，但当年学运领袖王丹就曾反省说，学生不知节制、进退，反误了改革派力量，徒增保守派筹码。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前，邓小平除因听信李锡铭、陈希同的报告外，也因老邓亲自从大会堂窗前看到那“无政府”的一幕。
对民主讲师来说，或许当年想到的是巴黎大革命揭竿而起的英勇，但对老邓来说，与三十年前的“文革动乱”有何差异？更不消说学生在重温父母亲年代的旧梦后，还在阵营中出现“血统论”的造反派。
其次，文件的出现是否一如朱邦造所言“企图搞乱中国”？的确，当年江泽民是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的首肯下出任总书记，江泽民甚至奉召时“还伪装进北京，担心被软禁”，情势之乱不言可喻。问题是，老邓九二年“十四大”通过市场经济改革后，“经济中国”的面貌已改变了人们对政治形势的关注，事实上，包括当年不少参与民运的学生也“弃武从商”，在商场如鱼得水。而经过第三代集体领导及元老在幕后扶持下，“江核心”不能不说已站稳马步，事实上，再提“六四”恐怕在大陆也引不起太多回响。
这除了因事件多数主角已老成凋谢外，总揽大权的台面人物也仅剩常委级的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人，陈希同甚至还在狱中监禁。而尽管李鹏、姚依林等陈云派人马曾一时风光，但朱噷基九一年赴京出任副总理后，李鹏实际已被削权，人大委员长除了乔石背景特殊较具权势外，从来都是表决部队。以“文件”的问世表明高层权斗，此一证据委实太薄弱。
因此，如果“文件”有其目的的话，唯一的作用是唤起民众的记忆，期望用国际力量来促使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为“六四”平反。美国小布希新政府即将上台，对华政策将是外交的首要任务，北京内部或许有人期望以此强化国会及美国民意对北京交班时刻的重视，并盼国际促使中共正视“六四”，反省“六四”。
不过从朱邦造的谈话来看，在江泽民交班前，中共是不会去碰触或解决“六四”的。毕竟，江泽民统治的合法性会受质疑；如果平反“六四”，赵紫阳及当年受到波及的省部级官员何止上千，如何处理；而对被称为“天安门刽子手”的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邓李扬集团）如何评价；最重要的是，对中共来说，这还不是历史，即使历史事件如“文革”如今也仍封存档案，不准建纪念馆，何况“六四”？
经过十二年了，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仍为儿子在广场牺牲搜集相关资料，公安仍然全天侯死盯着当年主事者的一举一动。不过外界确实奇怪，为什么历经多年，北京仍然以如此僵化的思维处理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年促使中国经济出现傲人的成绩，难道无法提升北京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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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