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宣勇:轻视农民是危险的

杨宣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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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9日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悬。”这是一位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对我说的掏心窝子话。中国改革开放22年,农村的发展是显着的,但是城乡结构性的矛盾没有解决,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首次超过1978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子主要在下面,即基层干部的作风和素质。从2000年以来,发生在一些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上访和请愿的群体主要是农民,究原因是农村干群关系紧张。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负担过重,大部分乡村的村提留乡统筹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腐败现象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滋生;一些土地承包期政策得不到合理落实;少数基层党组织软弱瘫痪,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农村宗教实力有所抬头,社会治安在一定范围内有恶化趋势。

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干部权力商品化,钱权交易严重;机构臃肿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群众产生对立情绪;基层管理弱化,群众对基层组织失去信心。

中国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差的主要表现是:

一、腐败之风盛行。

这些干部或者单个或者集体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贪污、挪用公款。如某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相勾结,1994年-1995年村和计划生育开支中,仅招待费就达18万元,被发现后竟说:“吃喝不算贪污。一肚酒精,两袖清风。”他们私设小金库,以拍卖四荒为名把村内各组上缴的5460元和房屋超占费1万8000元,计划生育五户联钱1万2000元,以及农业税2万元统统装入自己腰包。并于1993年截留救济款3600元。

河南省平舆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县之一,后刘乡又是该县中的贫困乡。该乡党支部书记却在上任后短短两年中就有了52万元之多的存款。据有关部门调查,该书记通过承包工程收取回扣,低价买进化肥、农药、种子,又将它们高价推销给农民,以乡党委名义直接到下属企业索取钱财等方式,在短时间内巧取豪夺,成了贫困乡里的暴发户。

二、基层政权痞子化。

目前中国农村不少地区出现基层政权“痞子化”倾向。这是因为乡村基层干部负有向农民收费等使命,其中一些不合理收费,正派的人收不上来,只有找一些“能干”的人来干。这些人中出了不少村霸、乡霸。山西省陆平县常乐镇前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横行乡里,被村民比作黑社会头子。他经常肆意打骂村民,边打边叫嚣:“我是村长,村长就是你爸,就是你爷。”并纠集狐朋狗友胡作非为,最终落入法网。原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说:“农村的基层政权没有交到好人手里,而是交到一个坏人手里,这就太危险了。”

三、工作方式简单粗暴。

1999年12月16日,甘肃省榆中县清水驿乡东古城村小学的学生有三分之一被赶出教室,原因是他们的家长没有按时缴清公粮的乡统筹款。为什么家长完不成公粮任务孩子受到株连呢?该小学校长说:“这是乡里下达的任务,要求各学校这样做的。”

更有甚者,1995年11月,安徽阜南县一位老农民因为提留款问题被村干部枪杀在家门口。那时他已经72岁高龄。

中国农村基层干部这些轻视和蔑视农民的作风是十分危险的。中国农村社会目前危机的根源来自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实质是农村基层政治权力对农民经济权利的过度侵蚀。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思路只有两条:

一是要强化农村基层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功能。可选择部分地区进行农村民主政治制度改革试点,取得经验后推广。监督主体应是多元的。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既包括对农村基层政权行权范围的规范和约束,也包括对基层领导选拔、任用、淘汰机制的完善,以及对基层领导素质和政策水平的考察和培养,对腐恶要有惩治措施。

二是要强化农民经济权利的自我保护功能。总的讲是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增进农民对中央有关政策的了解,增强其组织能力和谈判能力。营造有利环境,推进农村法制建设。

(转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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