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除夕，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集体自焚，海内外为之震惊，由于北京当局对新闻的垄断和操纵，舆论的焦点几乎都集中在这些自焚者是不是法轮功学员的身上。中共一方面没收西方记者拍摄到的自焚现场录象，一方面发动官方喉舌抢在第一时间进行“舆论定罪”，借此机会进一步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性镇压；而法轮功也陷入了一个左右为难的窘境，因为他们一直坚称是没有组织的，更不过问政治，所以明明知道中共利用整个事件在进行政治迫害，其反应也只是限于撇清与法轮功的关系－－强调法轮功的信仰是不杀生，因此练法轮功就不会自杀、自焚，并呼吁北京准许国际社会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
搞清楚这些自焚者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固然非常重要，然而在中共没有改变一党专制和对新闻舆论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想要进行国际调查使整个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在短时间内并不容易做到。而与此同时，我们千万不应该忽略天安门自焚凸现的政治性：无论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也好，或者是中共做的“托”也好，也不论他们有的什么身份或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中国的新年除夕选择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无疑是一个极其强烈的政治行为！他们通过集体自焚行为表达的诉求内容，远比他们的身份更为重要。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尤其中国人还有“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绝境，人们是绝不会放弃挣扎生活之希望的。从自焚者的角度看，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在中国大陆实行的专制统治，日益腐败，暗无天日，受压迫的人民“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在所有“生”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们只剩下“死”的选择。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新编的《中国社会：变化、冲突和抵抗》一书，有一章是“在中国社会里以自杀作为抵抗”，其中指出：在如今的中国大陆自杀率非常之高，而且那些自杀形式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极其罕见的，自杀的对象大多是农村妇女或老年人。根据最近的统计数据，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每年自杀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百分之90是农村年轻妇女，占世界自杀人口的百分制42，占世界自杀妇女的比例是百分之56，反映出这个问题的特殊性。天安门广场的集体自焚把这个问题暴露在全世界舆论面前。
中南海当权者利用对自焚事件的报道，组织煽动群众“揭批法轮功”，表面上看是在进一步媾陷法轮功，为更加严厉的镇压法轮功作铺垫，实际上却是为了转移高层权力斗争的危机，江泽民心血来潮镇压法轮功一年半以后，法轮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影响越来越大了，被他通缉的李洪志俨然已经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实践已经证明江泽民与法轮功前一轮的较量中已经落败。但是，江泽民没有中国历史上开明帝皇下“罪己诏”的雅量，更不可能象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的领袖人物，为此承担政治责任－－下台“谢罪”。江泽民现在选择加大对法轮功的镇压力度，一则表明他在共产党传统政治机制的惯性中无法自拔，绝不认错、死硬到底，以新的更大的错误掩盖自己的失败；二则面临十六大权力更替的危难，通过对法轮功镇压的加温，玩弄党同伐异的权谋，封杀伺机挑战的政治对手，因此江泽民对“揭批法轮功”加码，自焚事件发生之前先有1月10日举行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进行动员布置，自焚事件后又立即开动宣传机器进行“舆论定罪”。很显然，他已经把法轮功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在与法轮功持续的这一场圣战中，他正试图把自己的政治对手和整个中共都绑上了战车。
由是观之，无论从自焚者“以死抗争”的角度看，还是从江泽民将错就错一意孤行的角度观察，天安门集体自焚事件的政治含义是极其明确的，如果将他视为一个公民抗争的政治行为，其目的的实现完全在于整个舆论对于他们政治诉求的理解，以及活着的人能为这些“以死抗争”的人主持正义，讨回公道！如果我们对自焚事件的政治性熟视无睹，也许就辜负了自焚者的一片苦心，甚至陷入江泽民中共的舆论引导的陷井。
－－原载《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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