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除夕，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史無前例的集体自焚，海內外為之震惊，由于北京當局對新聞的壟斷和操縱，輿論的焦點几乎都集中在這些自焚者是不是法輪功學員的身上。中共一方面沒收西方記者拍攝到的自焚現場錄象，一方面發動官方喉舌搶在第一時間進行“輿論定罪”，藉此机會進一步對法輪功進行全面性鎮壓；而法輪功也陷入了一個左右為難的窘境，因為他們一直堅稱是沒有組織的，更不過問政治，所以明明知道中共利用整個事件在進行政治迫害，其反應也只是限于撇清与法輪功的關系－－強調法輪功的信仰是不殺生，因此練法輪功就不會自殺、自焚，并呼吁北京准許國際社會對事件進行客觀公正的調查。
搞清楚這些自焚者是不是法輪功學員固然非常重要，然而在中共沒有改變一党專制和對新聞輿論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想要進行國際調查使整個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在短時間內并不容易做到。而与此同時，我們千万不應該忽略天安門自焚凸現的政治性：無論自焚者是法輪功學員也好，或者是中共做的“托”也好，也不論他們有的什么身份或出于這樣那樣的動机，中國的新年除夕選擇在天安門廣場集体自焚，無疑是一個极其強烈的政治行為！他們通過集体自焚行為表達的訴求內容，遠比他們的身份更為重要。
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尤其中國人還有“好死不如賴活”的傳統，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絕境，人們是絕不會放棄掙扎生活之希望的。從自焚者的角度看，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統治集團在中國大陸實行的專制統治，日益腐敗，暗無天日，受壓迫的人民“求天天不應，求地地不靈”，在所有“生”的希望破滅之后，他們只剩下“死”的選擇。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裴宜理新編的《中國社會：變化、衝突和抵抗》一書，有一章是“在中國社會里以自殺作為抵抗”，其中指出：在如今的中國大陸自殺率非常之高，而且那些自殺形式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极其罕見的，自殺的對象大多是農村婦女或老年人。根据最近的統計數据，中國現在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每年自殺人數在30万以上，其中百分之90是農村年輕婦女，占世界自殺人口的百分制42，占世界自殺婦女的比例是百分之56，反映出這個問題的特殊性。天安門廣場的集体自焚把這個問題暴露在全世界輿論面前。
中南海當權者利用對自焚事件的報道，組織煽動群眾“揭批法輪功”，表面上看是在進一步媾陷法輪功，為更加嚴厲的鎮壓法輪功作鋪墊，實際上卻是為了轉移高層權力斗爭的危机，江澤民心血來潮鎮壓法輪功一年半以后，法輪功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影響越來越大了，被他通緝的李洪志儼然已經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實踐已經証明江澤民与法輪功前一輪的較量中已經落敗。但是，江澤民沒有中國歷史上開明帝皇下“罪己詔”的雅量，更不可能象現代民主政治体制下的領袖人物，為此承擔政治責任－－下台“謝罪”。江澤民現在選擇加大對法輪功的鎮壓力度，一則表明他在共產党傳統政治机制的慣性中無法自拔，絕不認錯、死硬到底，以新的更大的錯誤掩蓋自己的失敗；二則面臨十六大權力更替的危難，通過對法輪功鎮壓的加溫，玩弄党同伐异的權謀，封殺伺机挑戰的政治對手，因此江澤民對“揭批法輪功”加碼，自焚事件發生之前先有1月10日舉行全國宣傳部長會議進行動員布置，自焚事件后又立即開動宣傳机器進行“輿論定罪”。很顯然，他已經把法輪功視為自己的頭號敵人，在与法輪功持續的這一場圣戰中，他正試圖把自己的政治對手和整個中共都綁上了戰車。
由是觀之，無論從自焚者“以死抗爭”的角度看，還是從江澤民將錯就錯一意孤行的角度觀察，天安門集体自焚事件的政治含義是极其明确的，如果將他視為一個公民抗爭的政治行為，其目的的實現完全在于整個輿論對于他們政治訴求的理解，以及活著的人能為這些“以死抗爭”的人主持正義，討回公道！如果我們對自焚事件的政治性熟視無睹，也許就辜負了自焚者的一片苦心，甚至陷入江澤民中共的輿論引導的陷井。
－－原載《中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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