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外界所料，中共十六大之前的意识形态战事已经拉开了序幕，片片战书不断传来：有邓力群的新万言书，有《中流》对中共中央党校副校的李君如的批判，有《求实》杂志前主编邢贲思为李君如的辩护。最新的战事是，刘吉开骂中共党内的政治小人。
被外界认为是江泽民智囊的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是中共理论界的一个争议人物。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政协年会期间，他接受了亲北京的香港大公报的采访。在采访中，刘吉试图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高声呐喊。不过，他谈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意并不多。他一方面重复了江泽民为政治体制改革设置的很多禁忌，同时又把与所有中国人以及整个国家体制戚戚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归结为只与占人口中极少数的中共党员有关的党内民主。访谈中比较吸引人的，倒是他提出了“小人论”，并对中共党内的小人进行了几乎点名的激烈抨击。公开抨击党内仍然得势的高级官员，在中共的高级官员中并不常见。刘吉此举，非同凡响。
抓辫子连扣帽子
然而，究竟谁是中共党内的“小人”？这对外界来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刘吉虽然没有具体点出那些政治小人的名字，却给出了一些十分具体的特征。（下面的引文均是刘吉在采访中的原话。）从下面的特征来看，刘吉所言的小人非中宣部长丁关根和他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一干人马莫属。
刘吉认为，政治小人的第一个特征是会抓辫子。 “中国就是有那麽一些人，以抓别人小辫子为己任，从无建设性意见与行为。” 他断言他的这次采访就免不了被人抓辫子。中宣部是管制人们的言论和观点的思想裁判所。抓小鞭子，正是丁关根和中宣部神圣职责和拿手好戏。他们不仅抓党外自由化人士的辫子，而且也抓像刘吉这样的党内改革派人士的辫子。
抓辫子必然要连同扣帽子。所以，刘吉指出了这群小人的另一个相应的特征：“陷害忠良”。“这些人为当官排除障碍，必然陷害打击忠良，抓小辫子、打小报告是其专长，甚至会无中生有挑拨离间。纵观历史，中国历朝历代衰亡，都与小人盛行或当道关系密切。”是谁为在十五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而把理论与舆论锁入牢笼？是谁为了做官用自由化的帽子打击刘吉这样的“忠良”？是谁指责刘吉鼓吹自由化？是谁查禁刘吉主编的《现代化的陷肼》和《交锋》？正是丁关根与中宣部！是谁对刘吉下阴招，迫使刘吉下野退休，是前中宣部长、社科院党组书记王忍之。是谁为王忍之提供的炮弹？是丁关根！不论刘吉对自由派或是自由化多么不以为然，在丁关根和中宣部眼里，刘吉正是最标准的、党内新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如此饱受丁关根与中宣部之害，刘吉怎么能不对这群小人咬牙切齿！
政治小人“永远说文件中的话，说领导讲过的话，永远不说自己的话，以免有漏洞被人抓把柄。这样的干部又怎能解决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事业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呢？依靠这样的干部是要误社会主义大事的。这样的干部还算好的，因为他们虽无才但人毕竟还不坏。更糟糕的还是一批和坤式的小人。”这显然不是指邓力群之类的老左派。因为他们还有勇气与江泽民对着干。在中国大陆，人人都知道，只有中宣部是专门负责制造假话、官话、套话。不信，你听听民谣中宣传部长的酒令：“笔杆尖尖，笔头圆圆，我写过的文章有千千万，我发表过的文章有万万千，有一句真话没有？没有！”
中共将亡于政治小人
自然而然，小人的共同特征是“大奸似忠。他们根本没有社会主义信仰，却把社会主义的高歌唱得比谁都响。他们可以毫无人格，向领导个人表效忠心，既无党的事业观念，也没有个人事业心和抱负，其全部目标就是做官升官。领导说东，他决不说西，甚至领导说公鸡生蛋，他也会说亲眼看见了。对这些人而言，只有领导没有想到的，决没有他做不到的。”在中国大陆，有谁能比中宣部把社会主义的高歌唱得更响？有谁比丁关根和中宣部更能代表中共在理论上的政治正确性呢？是谁以桥牌为进身之阶，毫无人格地先向邓小平、后向江泽民表忠心呢？当然是丁关根。
这群政治小人会在中共党内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苏联亡国亡党，也是因为党内出了小人。”刘吉以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教训说明，中共将亡于这些政治小人。刘吉引用从未正式公开的邓小平政治遗言来论证小人对共产党的致命危害。“邓小平在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丁关根与中宣部对中共的暗中摧残怎能不叫刘吉揪心？
中共在今日中国大陆的名望之低早已不是秘密，幸赖作为中共党内最后脊梁的为数不多的改革派勉强支撑。给共产党最后的致命一击莫过于打断其脊梁，把改革派打入冷宫。丁关根凭手头的权力也许打不到朱熔基、李瑞环这样的超级党内改革派，但是压制刘吉这样的政协委员还是绰绰有余的。刘吉在采访中所流露出的对党内小人的愤怒自然也溢于言表。除刘吉外，在中共党内痛骂丁关根和中宣部的还大有人在，如毛泽东的前秘书、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丁关根在上海交大的学长、《东方》杂志前主编钟沛章；《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科技日报》前总编辑孙长江等。朱熔基、李瑞环以及万里、田纪云等人对丁关根及中宣部的反感在大陆更是尽人皆知。正是丁关根和中宣部以中囯共产党的名义把假话说尽，把中国的理论界与舆论界逼成寒蝉，对敢言的知识份子全力封杀，对受民众欢迎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关张停业、撤职查办、横加整肃。丁关根和中宣部成功地使中共在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中名声丧尽，其结局难免导致对中共的众叛亲离。丁关根成功地成为中共历任宣传部长中被公认为名声最坏的一个，同时也使中宣部长成为最不受欢迎、最没人敢做的职位。其实，刘吉对丁关根的责骂，已经算是比较客气的了。党内的改革派在北京的一些会议上直呼丁关根为法西斯。丁关根响亮的浑号已经把他的法西斯风格与手法描述得再形象不过了：盯—关—跟。
大陆的许多民意调查一致表明：包括多数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国人最关心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刘吉认为，这些小人“轻而易举把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资产阶级自由化”， 于是成功地堵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囯共产党藉以转型以获得新生的最后一个手段。堵住政改，按照刘吉的看法，就使共产党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担“当得起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和实现廿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小人的阴坏怎能不让刘吉心急如焚？
暗地令江泽民成笑柄
其实，饱受丁关根与中宣部之苦最多的不是刘吉，不是自由化知识份子，而是中共最高领袖江泽民。丁关根通过夸张的、别有用心的宣传方式，使得江的任何理论，一旦出炉，立即成为民众的笑资。“三讲”被中宣部讲臭讲烂后，江泽民被迫提出“三个代表”；“以法治国”被中宣部化成空洞口号后，江泽民又被迫提出“以德治国”。在丁关根和中宣部的有效消耗下，江泽民的理论武库中备件似乎不多了。作为江泽民的智囊，刘吉对此何等痛心疾首，可想而知。
作为国家权力一部分的宣传部，在历史上只有在两类国家中可以找到。巧合的是，这两类国家恰恰是国家社会主义时代的德国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苏联、中国之类的国家。在这类权力建立在暴力与专政基础之上的国家中，宣传部对于包装党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必不可少的。戈培尔对于第三帝国，就像其冲锋队一样必不可少。在中国，中宣部的作为也关系到中囯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令人稍有不解的是，为何丁关根长期被重用，中宣部长期被放纵？是为了建设共产党，还是为了毁灭共产党？从效果上来看，丁关根与中宣部对中共正在进行的显然是创造性的毁灭。
（2001-3-26）
－－原载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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