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几年前到香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大会堂），听到一位德国女文化官和香港几位学者座谈文化政策问题。那位文化官说：在德国，政府没有甚么文化政策，如果有，也只是给钱，但并不制定规章，层层考核，或把申请程序弄得不伦不类，反而不利于文化发展。目前港府的文化政策，问题就出于此。中国大陆多年来一党专政，坚抓文艺政策，“成效”有目共睹，最基本的就是对创作自由的扼制，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所说的“文学的条件”，就是创作自由的问题。这在欧洲根本不成问题，因为欧洲各国政府对于文艺和文化一向采取放任政策，无为而治。
这种放任政策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政府以外的民间社会的文化活力。在这方面，我觉得亚洲各华人地区的成就各有千秋。总的来说，我认为最有这种活力的地区是台湾，最没有活力的是新加坡，而中国大陆近年来民间文化活力方兴未艾，潜力未可低估。香港本来是极有文化活力的地方，但近两三年似有消退之势，这是否与当前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有待讨论。
对于这种社会上的文化活力，任何民主国家或地区都只能鼓励支持，不能强加压制。至于能否善加规划和疏导，则是一个极为微妙的问题，牵涉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必须在互动的条件成熟以后，才能成立像台北市文化局之类的机构，聘请高手（如龙应台）主其事，但这种关系永远是双向的：官民必须彻底沟通，否则会徒劳无益。龙应台请高行健和杨炼等人任驻市作家，是有魄力和远见的政策，但这种模式还是源自民间，譬如花莲的东华大学早已聘了☆弦作驻校作家（目前香港各大学中，只有科技大学设有短期“驻校艺术家”职位）。
因此，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民间社会的“文化空间”恰成负比：政策愈多，空间愈少；倒过来说，是否政策愈少就空间愈多呢？这就又要回到社会文化活力的问题上去了。日前我曾在亚洲周刊撰文，题为“在香港找寻人文空间”，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有感而发。我在文中提到的“禧文社”仅是一个例子而已；记忆中另一个例子是三十年前的“创建学院”，由胡菊人和戴天等主持，设在他们的住处或其他私人住宅，听众来自五湖四海，讲者也并非学院教授莫属，我初次来港就曾被邀讲过一次；“六四”天安门民运失败后，香港又有类似“民主大学”的活动。据闻这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也换了一批年轻人来主其事，我想这些有心人从来不会想到向港府申请拨款。此外，有时候一个表面属于政府管辖的机构──如香港艺术中心──也可以和民间的文化人互相配合。一九九七年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关于香港历史的展览，别开生面地“虚构”了不少材料和文本，令人叹为观止，也为香港的文化认同问题提出一个极富想像力的注解。
这些文化活动都不是任何文化政策可以制定出来的，而是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力和多年的滋养；用一句略具文学意味的话来说：这种“文化园地”的培养，就像种菜养花一样，需要足够丰富的文化土壤和有心人的灌溉，不可能一☆而至，或靠数码科技制造出来。教育界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何尝不更是如此？所以，当有人请我提供文化政策建议的时候，我大多顾左右而言他，因为我的建议不能在三五年内看到实效，所以在讲实效的香港，犹如沙漠幻洲、荒野空谈。
但空谈毕竟无济于事，所以几年前我正式提出“香港需要一个人文空间”的构想（见《明报月刊》九五年八月号），内中有下列一段话：港府既然有魄力建新机场，又考虑在旧机场上盖大型游乐场，为甚么不可以在郊外风景区盖一个人文研究所？只需一幢房子，房内设一个小图书馆、几间舒适的小会议室和几间小书房就够了，每年请海内外人文学者在此短期或长期（一周至一年）居留，与香港学者共同探讨学问，更可邀香港学者到此作学术“避静”，能有足够空间和时间思考问题，启发新知，开创新的学术理论。
我后来与不少香港学界人士讨论过，大家认为这种“人文空间”可以挂靠在某间大学，但仍应独立于大学建制以外；另一个共识是：不一定需要港府出钱兴建，更应借助民间（如基金会，甚至马会）的雄厚资源。至今思之，我觉得这个“高调”的人文空间并不够，其实应该更多元化，建构各种不同性质的人文空间。缔造香港的人文环境，不能像大连市一样，开设大型花园广场，让市民有“走出家门就像入花园”的生活方式。港人走出家门后往往就步入商场，而且香港面积有限，非盖高楼不可。然而除了商场和高楼大厦以外，也许香港人也需要更多有人文气息或为人文教育而设的小公园。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和《上海摩登》等。原载《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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