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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6日讯】 《南方周末》是90年代汉语世界残缺的良知。但是她已经被告知闭嘴了。也就是说，关于良知的公开仅存的残缺的记忆也已经被窒息在某种绝对的灾民恐慌之中。
对于来自世俗利益考量的对于言论的压制，我在这里唯一的“理论”是“我不同意”。当然反对无效。但是反对无效我也反对。“这就是我的立场”。
自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出版业和新闻报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钳制。在出版社不断受到整肃和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断被封喉的消息传来的过程中，业内人士以一个又一个敏感节日和庆典节日为边界，期待一个又一个宽容时期的到来。一直到新世纪的第一年已经快过了一半的时候，这个“新时代”仍然遥遥无期。据不完全统计，这半年来有至少9家出版单位受到不同程度的整治。不仅如此，2001年5月底还传来了更不幸的消息：90年代苦苦坚守“半吊子自由”的《南方周末》受到重创，而且此次伤害再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重新振愈。
国内网站上的一些文章说，《南方周末》“遭受重创的导火索是《检讨张君案》这篇文章，而炸药则是经年累月由中宣部和各级被《南方周末》批评过的地方政府所共同埋下的。今天终于点爆，被炸掉的是《南方周末》，是《南方周末》的一部分编辑人员，是老百姓对于正义和公平仅存的一点信心，是中国可怜的新闻自由，更是某个集团的摇摇欲坠的合法性基础。”另一篇文章对这次重创做了如下描述：《南方周末》两期整版关于《张君案检讨》的报道，激怒湖南省委，上告中宣部，说“《南方周末》的报道完全抹杀了湖南省人民政府为了提高湖南民众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云云。中宣部就此对《南方周末》点名批评，要求《南方周末》作出书面检讨上交并另转湖南省委，视检讨程度再作具体处分决定。现处分已下，勒令《南方周末》总编辑、常务副总编、新闻部主任离开《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第一副主编钱纲撤职，另行安排；第二副主编撤职，调离新闻岗位；与‘石家庄爆炸案’等四则新闻有关的编辑记者开除、除名，南方周末所有剩下的采编人员全部考察半年，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滚蛋……”（均见西祠胡同网站）
当然，每当火堆点燃嘶喊传来的时候，具有中国特色的看客们总能繁殖出“自蹈死地”和“倒掉活该”这样的结论来。这已经无须置评。不过一些“新左派”的论者趁机幸灾乐祸的评论借此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这个派别的“诗性智慧”在理性和道德上的局限性。
然而这显然不是此次事件的主要意义。《南方周末》事件至少传递了两个信息：第一，关于“宽容时代”的期待必须彻底绝望——多年来，关于言论自由的“渐进之梦”通过《南方周末》的殉难已经终结。第二、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已经来临，用“复杂理论”来解释，就是这一事件是复杂系统自我更新机制发生作用到达临届点的一个标志。
不过《南方周末》事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意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当“周末”沉入水面以后，“自由”已经一起跌落，甚至从未浮出过。
《南方周末》有很多读者，也有很多著名的作者。但是当“周末”被告知应该鸦雀无声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传出来，他们一起鸦雀无声。我没有资格谴责人们的世故和懦弱，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知道这种指责可能带来的怨恨，我也知道自己一直奴隶般的狡诈地活着。但是，寂寞的周末仍然把我抛在耻辱之中无法自拔。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可以在伤害朋友的时候显示出惊人的报复勇气和毅力乃至无耻，但面对基本是非问题时我们宁愿耻辱地活着，尽管90年代对耻辱的反思文字汗牛充栋乃至可以建立忏悔学和耻辱学了。《南方周末》之后”象“XX之后”一样再一次袒露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贫困”。“自由”不反对被利用来“谋食”，但显然反对仅仅被利用来“谋食”。
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什么？几乎没有一个人象他们主张那样生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存在真相。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耻辱、他们的宽容、他们的公正、他们高屋建瓴和唾沫横飞，一碰到现实的黑暗就烟消云散了。“奥斯威辛以后已经没有诗歌”，《南方周末》以后已经没有知识，只剩下学术口红和私人怨毒。
我知道，“燥动的南方”已经沉寂。这是一件事情的结束，也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
沉静中能否成长出诚实的耻辱，耻辱中能否生长出信仰的灵魂，我在没有文字的周末里祈祷。
叶利钦告别政坛以后，俄罗斯评论界曾有这样一种评论：“他光荣地到来，他光荣地离去”。望着《南方周末》的背影，我想起了这样的评论。不过一个更长的背影正渐渐拉长，同时覆盖了我们的视野，关于这一未来事件的评论已经做出来了，那就是：“他耻辱地到来，他耻辱地离去。”
(转自万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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