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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4日讯】 不久前，《河北科技》的一则消息说：麦收刚过，不少读者来信来电，询问今年税费征收有何新政策，有的读者还寄来自家的农民负担监督卡，询问卡上所列项目是否合理。而河北省农业厅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官员表示，根据中央新的精神和要求，为稳妥推进改革，今年河北省暂不在全省范围内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1年除去年由省政府确定的14个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县外，全省的农村税费政策不变。
这一消息透露，中国农民对现有税赋负担已经深感不满，殷殷期待政府能够有所动作。但当局却突然停止了大肆宣传的农村”费改税”改革。我在上周的分析中说，当局的出尔反尔是因为意识到农村的”费改税”改革与农村目前严重的财政危机发生了冲突。
来自不同方面的消息都表明，近年来，大陆许多地区乡村两级基层政权债台高筑，根本无望偿还。大陆《新闻周刊》六月份的一篇报导说，乡镇债台高筑是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中西部落后地区特别明显。例如四川省内江市一百一十四个乡镇累计负债总额已高达十四亿元。一九九九年在湖南省的一项调查发现，全省二千多个乡镇中财政负债的约有一千八百个。报导还说，中国农业部政策规划司前司长郭书田透露，大陆近五万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负债四百多万元，总计负债约两千两百亿元。
在原本准备”费改税”的过程中，许多地方都提出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这几年农村基层政权所欠的巨额债务，究竟应该由谁来偿还？这个棘手问题恐怕也是令朱熔基决定停止”费改税”的因素之一。大陆基层政权债台高筑，却不可能象城市政权那样从银行得到支持，因为农村信用资源也已经干枯了。目前，大陆地区的许多农村信用社实际上已经破产，主要原因就是对基层政府发放的贷款无法收回。政府的巨额债务和信用社的瘫痪，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农村投资的风险，促使各种储蓄和投资加速流向城市，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更加缩小了大陆农村财政的回旋余地。
面对农村的财政危机，大陆当局的最大难题是，无法对农村实行有效的收入转移。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央的财力不足，也因为大陆农村政权十分腐败，冗员问题、无效投资问题、干部挥霍、贪污和浪费的问题，已经使农村财政成为无底洞。
有估计说，全国县级和县级以下由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有一千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农村教师，而乡镇财政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的支出是用于支付农村教师的工资。随着大陆农村政府的日渐庞大，农民的负担有加重的趋势。过去一个乡有干部十几人，现在农民要负担一、二百人。
谈到农村财政和农民负担的问题，上上下下的官员们的说辞都是，农民负担重的体制性根源是乡村两级机构庞大。因此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归并事业单位，压缩编制，清退各类临时人员，裁减超编人员，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其次就是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核定教师编制和岗位，辞退代课教师，清退临时工勤人员，压缩非教育人员。
而我们都知道，农民负担的这些冗员和”肿块”，恰恰与农村基层政权中的腐败有着斩不断的瓜葛。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之下，要减员消肿，仿佛与虎谋皮，谈何容易。
在农村的体制问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即使中央有财政收入向农村转移，也很难惠及老百姓。
而现在，大规模转移支付不可能，”费改税”又行不通，大陆的农村财政政策可以说是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大陆当局为了维护城市的既得利益和眼前的政治稳定，舍不得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同时又要求农村政权扩大各种公共投资，比如农村的基础教育。这实际上是鼓励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民实行竭泽而渔的财税政策。这种政策加上普遍的腐败，使大陆许多农村地区陷入深不可拔的财政和金融危机之中。目前大陆当局讳莫如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村政权所欠的巨额债务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贷款。
──转自《RFA》(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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