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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31日讯】 自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以来，中国大陆的媒体大量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但是，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几乎看不到大陆农民的表态。难道是大陆媒体忽视了对农民庆祝活动的报道？非也！中国大陆的农民对申办奥运成功，确实不象城里人那么激动，这些经常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二等国民，看不出这件事对他们有多大的意义。
在申办奥运的竞争中，北京一再强调自己是十三亿大陆中国人民的代表，这个理由也大大增加了对北京的支持和同情。而在这十三亿大陆人口中，农民占了九亿。可以想象，2008年的北京奥运，将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庆典。尽管九亿农民是北京争得主办奥运的一大砝码，但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庆典中，能有多少大陆农民能够躬逢其盛呢？历史的经验告诉大陆农民，凡北京进行任何重大的庆典，大陆当局第一个安全措施就是把农民清除出北京城。两年前，为了建国五十周年的大庆，大陆当局从北京清除的农民，不下二、三十万人。为了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的成功，大陆当局一方面欢迎世界各国的客人到北京来作客，另一方面，可能不得不故计重施，再次把大量的所谓”盲流”，也就是农民赶出北京城。
绝大多数外国人对于中国大陆农民缺少基本权利的地位知之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陆的媒体都知道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因此尽量避免触及这个问题。
最近，在大陆七月号的”财经”杂志上，我们难得地看到了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把大陆农民无权的问题提了出来。文章的题目是”工农联盟与国民待遇”，文章的作者是大陆农村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紫阳的主要经济参谋，杜润生老先生。
杜老先生的文章指出了中共政策中一个长期不敢正视的矛盾。中共一贯以工农联盟的口号，强调农民和工人享有同等的地位。但事实又如何呢？杜老列举了十条农民低人一等的事实。
其一，农民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改变身份非常困难。
其二，农民在接受教育上不享有平等的权利。农家子弟考大学，录取分数要更高些，结果，虽然其人口比例占百分之七十，但在高等学府中的比例仅占百分之三十。
其三，几十年来，农民对大陆政府的财政一直是净贡献，累计高达六千至八千亿人民币。但是至今仅仅城市居民有社会保障。农村失业人口不能叫失业人口，也没有失业救济。
其四，农民税负比城市居民重，而且，随着大陆农村政府的日渐庞大，农民的负担有加重的趋势。
其五，农村医疗保健体系极不健全，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其六，农民在城市就业遭到系统歧视。因为城市户口的限制，农民在城里只能打短工，有的工资仍然是十年前的水平。
其七，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没有保障。中共宣布的家庭承包制30年不变缺乏法律规范，也缺乏法律咨询组织和争议仲裁机构。
其八，农村贫困问题严重，目前大陆的3000万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
其九，农民生产资金短缺，但是大陆当局一方面不准农民用土地作抵押，另一方面，国家的银行又规定贷款必须有抵押品，结果，农民告贷无门。
最后，第十条，也是最重要的，农民在政治上处于最无权的地位，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杜润生把这十大权利差别，概括为农民没有与城市人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国民待遇一词，对许多大陆中国人还是一个颇为陌生的字眼。这个概念，首先是外国投资者根据国际惯例，要求在各方面享受和本国企业同等待遇而提出来的。殊不知，在中国大陆根本不存在平等的国民待遇，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的地位低下。
二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确实比过去富裕起来了。中国大陆的权势阶级有了钱，于是渴望得到更多的国际荣耀，这是推动大陆官方积极申奥的一个潜在的动因。问题是，一个对自己的国民实行种种不平等的国民待遇的国家，真的能够得到世界的尊重吗？2008年，当外国记者向大陆官方提出，为什么要把成千上万的农民赶出北京城的时候，他们将如何对答呢？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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