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潜在原因，让我们给予未来累积的所得或消费较少权重是“纯时间的折现”。这个概念与第一个“持续成长的消费”的折现论点，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概念是说，我们之所以应该将未来世代的利益折现，就只是因为这些利益都是在未来才会发生。
根据这个原理，为了形成社会决策的优先顺序，较晚出生的人应该比较早出生的人，被“评价”为价值较低，但是他们在其他所有的部分是完全相同的（例如，他们的所得源流和消费途径）：一个出生较晚的人，在20 岁时增加的消费，会比另一个出生较早的人，同样在20 岁时增加的消费，有较少的社会权重。
在这样的概念下，如果纯时间折现率是2%，那么一个2010 年出生的人，其被认定的社会价值，大约会是一个2045 年出生的人的两倍。假若我们要在不同时间一直适用这个价值，那么一个1970 年出生的人的价值，会一直是一个2005 年出生的人的两倍。换句话说，愈晚出生的人的价值愈低。这造成了因出生日期不同，而被歧视的效果。大多数的人都会发现很难为其辩护。
在我所认为非常少数，貌似合理支持纯时间折现的论点之中，有一个考量到未来世代与当前世代之间的“距离”。有些人像是David Hume 就认为，相对于社会其他成员的福利，人类会较为重视自己家人的福利，而且这些人也主张这样的观点是相当正确的。
可以想见也会有人主张，如果人们与群体行事都以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们的社会可能会运作得更好。Wilfred Beckerman 和Cameron Hepburn 就曾讨论，运用这样的想法，合理化气候变迁冲击模型中的纯时间折现，因为我们的后代子孙与我们的距离，要比我们的小孩或同胞与我们的距离“更远”。
但是，对于身为地球上的人类，关于我们留给后代子孙的世界的生存力，所要做的集体决策，Hume 所提出的“家庭距离”论点究竟有多少相关？ Hume 对“家庭距离”途径所做的演化解释和“功能的”解释都强调，能够与同个地球上的其他人，竞相生存的行为与生理状态。这种途径与关于整个世界未来的集体决策，似乎只有有限的关联性。
纯时间折现的其中一个原理，《史登报告》也有采纳，来自于我们对未来世代是否将存在的不确定。假若有一个危险，例如有陨石与地球相撞，并且毁灭整个世界，那么我们可能会少“算”一些未来数十年的福利增加量，以说明他们有低于100% 的概率将会经历到这个危险。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这个例子中，人类灭亡的概率，是在我们能够检验的决策与策略，控制之外的。如果这些策略（而且这是在气候变迁的脉络下，无可避免的问题），对许多人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那么这些议题就有所不同了。
当加总社会中所有成员的社会效用，背后的单纯功利架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被用来处理生与死的议题时，就更加有问题了，换句话说，这些决策对于谁会存活下来有深远地影响。
这样的议题会因为人口控制、健康政策、战争，以及交通事故风险而出现，当然也会因为气候变迁而出现。我们要给予保护一个开朗的人生命更多的权重，因为他能够比一个悲伤的人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用”吗？或者我们应该给年轻人较多的权重，因为他们提供“社会效用”的期间比老年人更长吗？
这些议题都不能透过严谨的论述与证据来解决，但是绝对没有逃避它们的理由，因为它们在形成气候变迁政策的挑战上，是非常重要的。开放和清晰的讨论是很重要的，同时假若经济学家不去面对这些问题，他们只会替自己和他们的专业帮倒忙。
的的确确，我们可以用“有助于决定”、“哪些对社会决策是适当价值”的方式，讨论这些议题。一个道德与政治哲学家，经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假想实验”，几个有关假想实验的简单例子，已经在数页之前，讨论所得移转和纯时间折现率时提过。如果我们利用我们能够了解的简单情况，并且交叉询问我们自己和彼此，那么我们对于这些议题的阐明就会有所进展。
我们也可以从真实情境中寻找此类社会、社区、或私人的决定，使我们能够从较不抽象的环境中，获得“隐含的”社会价值的更进一步证据。然而，此途径的问题在于，你所得到的答案，取决于你对决策过程及对世界实际运作的观点，所做的假设。
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你想透过观察所得税结构，研究出人们如何看待所得重分配的问题，你应该要先问这个结构是如何被订定出来的，以及抑制因素的假设是什么。
当你想从社会决定中“取消”或推论其社会偏好，答案其实随处可得。举例而言，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时期内，有些税收与所得移转的安排，显示其并不是太厌恶不平等，但是其他的安排却显示，其对于不平等的强烈厌恶。
政府有时会在人类健康的相关议题上，显得异常地小心，但在其他方面则不然，例如政府花费大量资源，试图降低狂牛症的概率，而且是要把概率从很低降到极度低，但就其所造成危害的比例而言，政府对抗酗酒的投资，则相对很少。或者政府可能严格规范以防止退休金损失（也许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却鼓励房价投机。
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这里的重点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决策，对于气候变迁的长期集体决策，其所需社会价值的发现，可能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并且缺乏资讯的途径。
基于我与哲学家、政策制订者、经济学家和其他许多专家，数十年来的频繁互动，以及我个人从社会决策中，进行社会价值的实证推论的研究，都使我强烈地倾向于认为，假想实验是试图掌握社会价值，最简单也最透明的方式。
这也是道德哲学家们一直持续引用的途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罗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1971）。当然，它也是一种工具，能够超越我们在前面的哲学讨论中，所提及较狭隘的功利概念。
在离开经济学的标准途径及其逻辑问题之前，我应该注意到，一个主张在对抗气候变迁行动中，只需要薄弱道德假设的重要论点。这个与市场失灵的无效率，是因为人们及公司，都不需要为自己排放的温室气体，所造成的损害负责有关。
这里的关联是，透过留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环境与较少的其他资源，他们自己也很可能宁可做此选择，而非一个被严重破坏的环境和一时较高的其他资源，我们可以在无须牺牲我们自己处境的情形下，让下一代的处境更好。未经政策调整的市场，会扭曲我们的决定而远离环境财货与劳务；如果失灵的情况能够被小心地修正，所有的世代都可以过得更好。
这个论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市场普遍不完美，资讯和租税工具的受限等等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认为，世代之间和同一世代内的比较与价值判断，是可以被避免的。它们没有办法被避免。@(待续)
摘编自 《全球新政：气候变迁下的世界经济改造计划》 如果出版社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