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6日讯】四十年前，云南知青点的排排茅草房里，最晚熄灭的马灯，总是女生宿舍中的那一间里的那一盏。烧煤油的马灯，把玻璃罩熏黑了，里面的火苗由蓝变黄，直到变成橙黄色，冒出的黑烟呛得有人咳嗽翻身，或叨咕一声“别招蚊子了！”马灯下看书的姑娘才赶紧捻灭了火苗，钻进蚊帐睡觉。
当年这位看书的姑娘，如今已在美国成就了几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她曾经被邀请进入白宫发表人权意见。二十年前，她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在电脑、英语、工商管理……若干个学科拿到高学位。她在美国教英语，都以为她是本地出生的华裔。
“花生米”和我是老乡
中午西双版纳农场骄阳似火，我们收工回来，蹲在路旁的小溪前冲洗锄头上的红胶泥。身边一声绵软的女声：“用这个好使。”随后一把粘着泥水的野草投到我的锄头上。斗笠下她满头大汗，脸儿涨得红红的。
我们相识了，原来都来自一个城市，住在一个城区。远在万里之遥相遇，我们是地道的老乡了。
她小我三岁，离家来农场时16岁。她告诉我，在山上越干累活，自己越快活，因为可以累得忘记想家了。我们都想家，但是没有像她想得那么厉害。她好像是第一次离开家，年岁又小，看她细皮嫩肉的，估计在家里是被娇生惯养，所以也就不怪她了。她长得胖呼呼、白白净净，脸颊上还有点细碎的雀斑。有人起绰号叫她“花生米”，她听了不但没恼，自己还挺开心。遇上她跟人家扳扛较真儿，问得对方答不上来的时候，他们冲她说：“麻屋子，红帐子”，随后“花生米”指着自己的鼻子接着说：“里面住着一个白胖子。”大家哈哈大笑，就把刚才的抬杠扔到脑后去了。
英国狄更斯的一部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当年在知青点里传看得都卷了边。传到我们几个人手里也是爱不释手，尤其喜欢那里面几十幅素描插图，像看小人书似的，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不知什么时候，“花生米”用铅笔把那些插图一张张都临摹下来后送给了我们。当问应了三声，确实是她临摹的时候，惊讶得我们都合不拢嘴，为此谈论了好些天。因为谁看见那摞临摹，谁都会认为一定是出自专业画师的手。她说，小时候父亲教过她画画。
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去了趟“花生米”家。那是两间西房，隔成的三小间屋子。敲开屋门，里面黑漆漆的，一股刺鼻的中药味。她说过，那一片都认识的“大头”傻子是她的哥哥，父母是老病号。傻哥哥见我进来，笔直地站着，手足无措。隔断两边都传出微弱的招呼声，我断定那是“花生米”的父母。依着门框和北头屋里躺在床上的阿姨说了几句话，只见床头柜上，摆满了药瓶、药盒，血压计、体温表，隔断那头还不时传出哮喘病人的喘息声。没呆上几分钟我就匆匆告辞了。
回家来我问母亲：这家人怎么活啊？母亲说，听说都靠留城的小闺女撑着了。母亲说的小闺女，是“花生米”的妹妹。“花生米”离家时，妹妹14岁。
回到农场，我挺不好意思地向“花生米”汇报了那几分钟的家访。我没说几句话呢，她眼圈开始泛红。我尽量往轻松上形容，她还是涌出了泪珠。最后我没的说了，她问了一句：我爸爸看上去还好吧？我内疚得无地自容，支吾道：“还好。”
“花生米”的家事
“花生米”开始慢慢和我聊他们家的事。她说父亲五十岁得子，没想到哥哥生下来就患有“脑积水”。她和妹妹在父母眼里挺宝贝的。
像自家人一样，把她姐俩带大的老保姆，有一天突然被街道轰走了，她被吓愣了，那文化大革命怎么也革她家的命？父母整天不在家，她带着妹妹不知吃什么。她记得保姆大妈用堿水和面蒸馒头。她也照样蒸了一锅，过后揭开锅盖一看，怎么都是暗黄色，比开始的生面团还小，尝了一口，又苦又涩。问了邻居才知道，她用堿之前没用“面肥”发面。
父亲是儿科专家，毕业于日本医科大学，但文革前，被一家大医院下放到街道小医院工作了。不久，那里的儿科远近闻名，每天都排着长队等父亲看病。她问过父亲，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找你看病？父亲说其实自己的处方既简单又便宜，人家开出一周的药，他顶多开三天；人家用高级贵药，他用市面上的大路货，家常药。但他有好些妙招，比如他叫病人把用温水服送的药，改用米汤服送，说那药效就起作用了。
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揪出来批斗了。后来他双腿走不动路，连公共汽车都登不上去，但是医院不准父亲请假，甚至迟到，否则就不许他回家了。她和妹妹暗地里商量好，无论如何也得让父亲每天回家来，不能被扣在医院里。
送父亲上下班，犯难的是从家到汽车站那几百米远的路，父亲一步一挪，还不时坐在随手提着的马扎凳上歇会儿。这段路，他们得花上一个钟头。她那年13岁，妹妹11岁。她俩整天梦想，要是有一辆小推车能推着父亲走这段路就好了。那时候她们想像的小推车，没地方去买，只在街上见老外推过孩子。
后来父亲动嘴，他俩动手，用家里那辆过去保姆用来买粮食的童车，改装成了能推父亲去车站的小推车。再后来又改装成了折叠式的。
她说，每天都这么折腾，但大杂院里甚至连胡同里都没人发现他们的秘密。因为都是赶在天亮前，人们还没起床时他们就出门了，晚上天黑下来，人们在屋里吃饭时再回家。说到把父亲搀扶下公共汽车，父亲就叫她们赶紧离开，怕让医院的造反派看见，说和反动老子划不清界限。她们提着小推车，站到马路对面的树影里，看着父亲一步一挪进了大门才离开时，“花生米”声音哽咽了。就这样直到父亲退休，但不久她就离家去云南了，把躺在病床上的父母和傻哥哥，都扔给了14岁的妹妹。
“花生米”去美国留学了
几年后我们返城了，“花生米”很少找我们一起闲聊。那时没电话，隔上一段时间，我们就去她家聊聊。一次，发现她家房前盖起一间小屋，有窗有门。墙体虽是红、灰色的旧杂砖垒起来的，但是见棱见角，看着专业规矩。问，请人盖这间屋子得花多少钱？躺在里屋的老太太搭腔：“哪请什么人啦，是她姐俩盖的。”“花生米”说，其实垒墙才花了两个晚上，功夫都花在做准备上了，捡了半年的砖头，凑了点石灰沙子，还捡了人家丢掉的一副破窗户门。老太太说：“姐俩是夜里干的，白天妹妹上班，姐姐一人干没把握，怕垒歪了。”夜里怎么干，黑灯瞎火的？“花生米”说，等满月的时候，月光足的那两天。
她推开新屋门让我看，靠里面一张单人床，床头放着一把口琴，房间里窗明几净的。“花生米”说，她回来了，把大哥挤得睡哪都不合适，连他想吹吹口琴的地方都没有。
大家忙着谈对像结婚的时候，“花生米”在考大学。她母亲说，考试前一天，她还在工厂里上班呢，蹬辆三轮车，脑子一走神，和对面的车撞上了，差点儿没出大事。
她上了一所普通师范院校，我知道这“考”字后面还是有文章，并非公平竞争，真为她打抱不平。当年在茅草屋的马灯下，她就自学了高中数学，阅读英文书刊了，所以她应试当时的高考是绰绰有余的。
她毕业了，好像更忙了。我们都已为人之父、为人之母时，她说要去美国读书了。给她送行时，知道她父亲不在了。家里七旬老母倒显得格外开心，我奇怪她怎么不留恋女儿？老太太说：“我们拖累她这么多年了，知道她的心气高，连续几年托福考试都是前几名，不能再拽着她了。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在这儿只能窝囊着，有什么希望？她父亲带着一肚子学问走的，她跟她父亲一模一样。”
我从“花生米”的眼睛里看得出，她的心已不像她的绰号那样光滑莹润，那上面刻有太多太深的伤痕。她不虚荣，也不崇洋媚外，从来都把自己当做这个家的顶梁柱。“父母在，不远行”，她懂得这份道理。这次是母亲、妹妹一起把她推出去的。
我回家探亲，一定会去“花生米”家坐坐，尽管她没托付我代她“探亲”，但是在那三间充满了中药味的小西屋里，和老太太叙叙家常，往事会一幕幕涌上心头，小推车、黄馒头、月光下“拉线瞧活”的两个“泥瓦匠” ……，有种人去楼空的惆怅。
寻梦去的“花生米”，你在大洋彼岸梦已成真了吗？你一定也时常梦归故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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