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15日讯】“我们翘首以待的未来世界，是必须要建立在四大自由的坚定基础之上的。而这其中最首要的自由就是——无处不在的言论自由”
——富兰克林.罗斯福
自由，在这个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谁若是胆敢在哪里公开标榜什么“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或是“互联网自由”定会遭到旁人的白眼，被定性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人们对此小心谨慎。这是一种极为怪异的现象，只有在经历长期革命所导致的变乱后的专制社会中，对于“礼崩乐坏”心有余悸的小市民才会将“自由”等同于“混乱”并将其视作杀人的洪水猛兽而三缄其口，避之不及。而在这样一个长期稳定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中，人们依然对此怀有这样消极的态度，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自由是什么东西呢？自由，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独立宣言》中公开宣示着， “人生而独立、自由、平等，并享有某些天赋之权利”而也正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所设想的那样，在原始状态下的人类彼此保持着平等关系，拥有着思想与行为的自由，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可是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原始状态下，行动的全然无拘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出现了麻烦，命令与服从需要克服全然自由的羁绊，于是，人们默许，转让一部分自由的权利，让公选组织或领袖实现自上而下的高效管理。这些都不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了，可是很多人依然不清楚自己生而为自由之身，是我们自愿服从于公益事业的调遣，是我们自愿让渡出一部分天赋之人权给公共组织。但是，我们的牺牲不是无限的，我们决不能将过多的自由转让给公共管理者，这像即使我们选举出班委，允许班委安排班级事务，如聚餐或集体郊游，但就到此为止，哪一个班长或学习委员也不能要求哪一个同学与另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谈恋爱或是命令哪个同学为他在图书馆占座位。我们让渡出的权利仅以满足出于公共目的的管理的需要为限度，而哪怕多一分的自由，宁死也不能出让；哪怕让出让多一分的自由，也就是让自己受一分的奴役。谁若是说，我?
华民族自古即为皇权统治下的臣民，根本不能以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加以套用。华夏第一个将民作奴的王是禹，因为他将首领位置世袭化，建立真正的“家天下”，禹是从上古贤人那里以“禅让制”得到天下，而历数我上古之先贤炎、黄二帝不也正是原始社会时期华夏部落在军事共产主义之下民选的军事长官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照比数千年的专制历史，我们的民主传统上古已有，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即为自由之民，中国人伸张自己的自由权利实在是理直气壮。
长久以来，无论是在民主的政体还是在专制的社会中，人们都不可能享有全然的自由，但自由之人从来只是自愿让渡出部分权利而珍存余下之权利，可为奴之人只能被剥夺无限的自由又不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好像是狼群中纵然有头领，但除了一同狩猎以外，谁也不能干涉各自的其他时间，而宠物狗则习惯于对人俯首帖耳，即使被原来主人遗弃在路边，也会跟着陌生人一路，祈求再次被收养。人与奴都是出让着权利，而为人所珍存，为奴的无视的那部分权利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解放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言论自由”成为“四大自由”之首。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叫嚣着这样与那样的主张，“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 “中华民族之崛起”、“民主与法制”……，可是这些中，有几个真正实现了呢？我们又照比皇权之下的臣民在道德和觉悟上有几分长进呢？我们中国人真的脱掉了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旧嘴脸了吗？我们从来都没有实现自由和解放，从来没有从那些幻化着形态的专制主义下挣脱出来，从来没有从那举世无双的国民劣根性中脱胎换骨。民主自由与繁荣富强乃是同等重要，绝无上下、主次和先后之分。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历史，使中国人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军事的悬殊不是中西差距的主因，是经济；经济模式的差别不是中西差距的重要原因，是政治；政治制度不是中西差距的根源，在文化；而如今，西学东渐几百年了，改革开放32年了，主导思想都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西学文书占据了大半个图书馆，还只是说差距在文化是不深刻的，中西差距根源在思想文化，在于思想文化的不自由没新意。
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不是指写字与说话的自由，而是指反思、批判与畅所欲言的自由。若是没有这样的自由，就不会有欧洲知识份子反叛教会思想独裁和君主专制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更不会有后来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若没有这样的自由就不会有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百家争鸣和近代的新文化运动。现今的中国社会从思想界到坊间，呈现出万马齐喑，百花凋零但却瓦釜雷鸣、杂草兴盛的悲哀场景，这绝不是琼楼玉宇、人烟兴旺的胜景，这是在是一片荒凉、走尸横行的恐怖。知识份子忘记了“继绝学，开太平”的历史使命，丧失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怀抱庸俗世界观和人生观，追逐名利；平民大众，无法理解虚假空洞的主流文化，又受到了恶俗迎合的大众文化腐化，模糊了道德观念，自私自利。长此以往，不仅什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遥不可及，恐怕连基本的社会伦理也要失陷了。这都归结为一个原因，思想与言论的不自由，民众无法得到深入肺腑、沁入人心的真诚教化。
鼓励自由的思想与言论势必会出现对社会现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批判，而进步的实质不也就是“破旧立新”，而这势必对一些人的虚荣心和利益造成冲击，他们以往是习惯于在众口一声的叫好中醉生梦死的，他们力图以掌控的暴力去“和谐”一切不愿意听到的言论，网络审查、新闻管制、出版审核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胆敢公开发表这些“聒噪”言论的人，会遭到从日常生活到工作事业上的各种排挤，种种不利下，妥协的人随波逐流，执拗的人难以生存，看客，心惊胆战；闻者，心灰意冷。人们只能在自己揣测的“许可范围”内行驶有限的自由，而那并非真正的自由；而投机取巧者则厚颜无耻地游刃有余，到在里面混得风生水起。孟德斯鸠说过一句令人热泪盈眶的话：“我虽然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愿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因为思想上的分歧，认识上的差别不需要暴力也完全可以在思想的范围内以争辩的方式有个正当的结果，正所谓“不辨不明”和“公道自在人心”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些狭隘的当道者连一丁点包容异质的宽容的气量都没有，甚至连反唇相讥的技巧也不会，直接以“封杀”方式打压异议，塔西佗曾说：“开出禁书名录实在是见愚蠢的事，这样会使那些根被就不会被人关注的书受到?
捧”，公众总是不自觉地去同情交锋中处于弱势而挨打的那一方，而“不以理服人，专以力压人”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却使受压制的思想和言论成为民众私下里好奇的对象。
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就是连天的野草，熊熊烈火是烧不尽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来日方长。每一次思想与言论的大自由，也就是风云变色之时，而疾风暴雨之后，就会是一个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怎能不憧憬那样的明天？任何一个对外来充满希望的人又怎能不去热情思考，自由发声？还有谁想让我们装聋作哑？是那暴戾的暴君还是那些作贱的奴才们？没错，我们就是宇宙中至微至贱的苇草，可是我们依然在风中莎莎地聒噪，用自以为是的高傲，因为我们可以自由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