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9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编译报导）“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大连召开之际，澳洲昆士兰大学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约翰‧奎金（John Quiggin）9月13日在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网站上就此发表评论文章《中国迫在眉睫的崩溃》（China’s Imminent Collapse）。
文章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的寡头政治国家，多种原因都可能导致其迅速崩溃。极权政府比它们表面上要脆弱的多，中国同其它极权国家一样，以经济增长换取政治合法性的道路最终是走不通的，将让位于人民高涨的民主呼声。而极权国家的崩溃，正如阿拉伯之春显示的那样，可能会是毫无先兆的。
文章指出，本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掌控增长质量”。尽管主题和议程都散发出乐观的气息，然而通往高质量增长的路上目前看来似乎困难重重。
民主化在现行体制下走投无路
文章指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与其它亚洲新兴领军国家将遵循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在时机成熟时建立必要的社会机制，如自由、民主和法制。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可以在自由和民主缺位的情况下由贫转富，北京将“可以”把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自然会支撑如下观点：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原则，支持各种形式的独裁政府，以抗衡那些认为只有自由和民主才是政府唯一合法性来源的主张。
实质上，在中国，作为民主实验田的农村选举已经走投无路。尽管这种地方选举制度已经实施了几十年，但民主制度从未延伸到乡镇一级，更遑论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城市了。中央政府对于任何想要严肃争取民主权利的村庄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干涉。例如，让一名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当选，或者直接指示罢免一名广受支持的村长。
文章说，事实上地方选举制度可被视作共产党的一次战略撤退，为的是更好地在国家层面上捍卫其垄断权力。
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无视自由民主国家的俱乐部
文章说，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同俄国以及几个中亚权威政府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包括作为官方观察员的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其共同利益是推广这样一种观点：没有普适性的政府模型，亚洲的情况决定了这些国家需要尊重权威的价值观。
文章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并没有在西亚的事务中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在促进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裂的行动中与中国希望保持领土完整的关注背道而驰。同样，该组织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倒台也没什么影响。当其它的独裁政府“斯坦”集团面临民众的挑战时，上海合作组织无所作为。
作者说，如果说阿富汗是埋葬帝国的坟墓，亚洲则是国际组织的坟墓，看来上海合作组织注定要重蹈东南亚条约组织、东盟、亚太经合等国际组织的覆辙。这些组织（除东南亚条约组织已于1970年代解体之外，其它组织尚存）都曾召开多次会议，但从未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相比之下，这些组织大多还有着更有凝聚力的成员和关注点，而上海经合组织只是个无视自由民主国家的沙龙俱乐部。
控制自然资源 追求地缘政治目标适得其反
中共政府还努力确保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并借此追求地缘政治目标。最明显的例子是对稀土的控制。中共通过掠夺性的竞争，垄断稀土市场，去年在有争议的海域中，中国渔船被日本拘留后，中方对日本实施稀土禁运。这种控制形成了一个表象：这是一个团结的政权，其经济和政治实力被联合起来追求国家利益。这种表象对很多中国人具有吸引力，不少西方人对此则同时感到恐惧和羡慕。
其实这种表象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现有的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往往高估自己能够达成目标的能力。美国长期以来都对古巴政府实施禁运。然而，由于缺乏广泛的国际参与，这类政策是无效的，卡斯特罗仍然执政。
中国的稀土禁令还不如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成功，仅仅五周之后就被放弃了。它唯一的作用是稀土用户之间争相开辟替代供应商，结果造成那些原本因为低成本竞争而关闭的矿井重新开放。这样一次代价高昂的希望获取市场垄断地位的努力，毫无回报地偃旗息鼓了。
中共能维持权力垄断吗？
更大的疑问在于，中共是否能够在充分发展经济的前提下，维持其对权力的垄断。与那些乐观的希望相反，鲜有事实表明，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足以产生政权向民主化的转变。
另一方面，正如阿拉伯之春的诸多例子表明，极权政府可能比他们表面上要脆弱得多。毛去世后浮现的自我挑选的寡头政治是稳定的策略之一，但在解决根本性的政策方向分歧上，它没有什么好办法。
阿拉伯之春表明，经济增长的放缓可能让社会矛盾突然爆发，即使表面上政治秩序似乎没问题。在民主社会，经济冲击通常会让现任政府在选举中失利，有人可以成为让公众指责的替罪羊。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的寡头政治国家则缺乏这类机制。该系统很可能从内部崩溃，比如中央委员会内的派系分歧影响到更广泛的党员和公众。此外，大规模公众抗议引起的对如何进行镇压的意愿和有效性的分歧意见都有可能导致其迅速崩溃。
鉴于这种体制的不透明，也无从得知如何以及何时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崩溃。也没有办法判断危机是否会产生一个相对平滑的向民主过渡的政权，还是会带来更多的混乱，乃至流血冲突。
“颠覆性创新”的理论曾于互联网热潮中风行一时，为互联网泡沫推波助澜。现在这个词汇出口到了同样炽热的亚洲经济体中。现有秩序的崩溃伴随着高涨的民主化需求一定会成为“颠覆性创新”的最佳例子，但也许那些抛出这一名词的人们要留心它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