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9月18日讯】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9月15号发布的中国第一部“社会稳定风险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背后隐藏诸多不稳定风险，中国的危机事件呈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发生态势，因此中国的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报道，“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9月15号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城市论坛2011年年会上发表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五大矛盾：一是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超过0.5，逼近社会容忍线；二是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并有激化的趋势，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现象乃当前之首；三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四是仇富、仇官、仇权的社会心态问题日渐突出，极易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迅速放大为社会危机；五是非传统安全危机正成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这五大矛盾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
连玉明在这次年会的发言中强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正隐藏着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稳定风险。由于这些风险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一旦爆发，很可能导致非常态扩散和放大。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锦清教授表示，这份针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报告，集中揭示了目前中国存在的安全问题：“这几个问题已经在这十几年，预计最近七八年都是这样看涨的，腐败、贫富分化、环境引起的一些问题，还有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而引起的重金积累的问题、仇富问题，这几类问题他都概括到了。在这样的高层论坛上能发出这种声音，总而言之对各级的党政官员要求他们居安思危，总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曹锦清教授认为，目前尤其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公众对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远远高于官方与学术界有关影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担忧。民众的这种普遍希望温饱的心理，还没有使要求社会公平正义转化为公共危机的临界状态。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则认为，以中国近年高速城市化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未来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或将更多来源于城市：“我们显然地看到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发展，上亿的农民基本上已经转移而进入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未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危机产生的地方恐怕更多地会在城市或者是城区部分。”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院长连玉明在“国际城市论坛2011年年会”上还指出，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应当作为今后中国社会管理的前置条件，他建议对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三大领域开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将发展速度、政策尺度、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有机结合起来。
夏明教授指出，中国经济模式中的“国进民退”，也就是国有企业做强，私营企业生存困难，以及官方强化暴力维稳的做法，是导致中国主要社会矛盾难以缓解的原因：“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以缓解老百姓直接的不满。但是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它现在陷入一个误区。它认为通过国家强制干预经济、搞大工程、大项目就可以发展经济，但这种经济发展是靠大量的资本投入的。而它解决的就业其实是很少的。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它确实出现了一个警察化国家的这么一个趋势。所谓维稳的费用现在超过军费。而这些警察化国家的建设，维稳力量、这些机构和人员，他们的权利的扩张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就在于维稳的费用越来越高，又没办法去克服官僚主义或者克服腐败，真正为老百姓去办实事。他们把老百姓当成对立面。所以维稳费用越高，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仇视越高。官民对立就会越强。实际上爆发出来的在城市里面这种仇富、仇官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一种反应了。”
中国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典型的危机频发期。而危机事件目前呈现的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发生状态，加之中国城市安全基础薄弱、安全欠账，因此中国的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