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僧介绍:谛闲法师

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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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第四十三代法嗣

谛闲法师,生于清咸丰八年(纪元一八五八年),圆寂于民国廿一年(纪元一九三二年);世寿七十五岁,僧腊五十五年。师(本文专指缔闲法师,下同)俗姓朱,浙江黄岩人,九岁入私塾,资赋优越,乐学不倦,惜不久即因父亲病殁辍学。十六岁,师遵母命至舅父中药店当学徒,渐通达医术。某日,一壮年病患者求诊,彼平素身强体健,后竟以微疾而卒。师由是感悟“药但能医病,不能医命”之理,慨然有出尘想。光绪元年(纪元一八七五年),师十八岁,随俗成家立业,于黄岩城北门,开设中药店,兼理方脉。尔后两年内,妻死子亡,慈母见背(去世),师益发警觉人命无常,乃遁入临海县白云山,依成道和尚剃度出家,时年二十。

光绪七年(纪元一八八一年),师廿四岁,于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师留寺勤修禅观,入冬连打十个禅七。禅七期间,师曾在某日午后趺坐,方闻止静板声刚过,顿觉“身心脱落,依正俱空,只一刹那间,即闻开静之声”,功夫从此日有进展。

师出家后,冬参夏学,精勤不懈;廿六岁至廿八岁,先后亲炙平湖福臻寺敏曦老法师、上海龙华寺晓柔法师与大海法师,得列《法华》《楞严》经筵。师于覆讲《法华经》时,曾被敏曦法师叹为佛门龙象。

光绪十一年(纪元一八八五年),师廿八岁,于杭州六通寺开大座,宣讲《法华经》。 一日,讲至《舍利弗授记品》时,师于座上寂然入定,前后约一小时之久。师出定后,“辩才无碍,答难析疑如瓶泻千里、云叠万重,卷舒自在,莫之能御”;师毕生说法利生,亦肇始于此。

师以代佛宏扬正法为己任,深恐定少慧多,于道有碍,乃于是年讲毕《法华经》后,回国清寺掩关,潜心修持。翌年,奉龙华寺方丈迹端融祖命,出关襄助任库房职,旋由融祖付法,为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法子。三年后(光绪十五年,纪元一八八九年),师卅二岁,离开龙华寺至金山江天寺参禅。师住江天寺两年,历任知客等职,平素“ 外理众事,行菩萨道;内修禅观,穷彻心源”,福慧双修、动静调柔,道行转转增胜,不能自己。

光绪十八年(纪元一八九二年),师卅五岁,至宁波慈溪芦山圣果寺掩关,并应金山的同参道友要求,于关中讲《法华经》。隔年,复应龙华寺住持的祈请,出关赴龙华讲《楞严经》。师悲心恳切,自行化他,永不稍歇,自卅六岁至四十三岁,七年之中,讲经说法,注疏论著,席不暇暖,法化无疆。光绪廿六年(纪元一九零零年),师四十三岁,第三度掩关,于温州头陀寺闭关三年,“教观并进,定慧双融;晓夜淬砺,唯勤 唯精”。师出关后,法缘趋盛,行持弥笃,日常功课除诵持《普贤行愿品》《金刚经》《圆觉经》与《观无量寿经》外,必念佛万数千声;每逢朔望,则加诵《梵网经》菩萨大戒,并曾打生死佛七数次,参拜舍利百廿日、礼佛塔八万四千等。由于师具足异乎常人的扎实修持,故能发挥超乎寻常的力用;更由于师具备实际修证的经验,故 能“惠予众生真实之利”。

师出关之年(光绪廿九年,纪元一九零三年),因法兄授公嘱托,担任头陀寺住持(师曾于卅三岁那年,因迎养披剃师入山退隐,首度住持于慈西师子庵)。五十三岁那年(宣统二年,纪元一九一零年),师三度应请,住持于绍兴戒珠寺(兼上海龙华寺住持)。民国元年(纪元一九一二年),受鄞县知事沈公请托,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为中兴观宗之始。民国二年(纪元一九一三年),师于观宗寺设研究社,造就僧材,以为振兴佛法之本(民国八年,扩充为观宗学舍;民国十七年,改并为宏法研究社)。民国四年 (纪元一九一五年),应北京政府之请,师振锡北上,开演《楞严》,“自名公巨卿、各国公使、蒙藏喇嘛,以及都人善信,莫不欢跃赴会,争先恐后,无虑数十万指”,盛况可见;而中外人物,同席听讲佛法,尤为佛教东流两千年来,稀有难得之美事。 自此,师之教化广被大江南北矣!

民国十八年(纪元一九二九年),师七十二岁,应弟子恢虚法师之请,到东北哈尔滨极乐寺传戒,师为得戒本师和尚。传比丘戒时,师自下午四时升座,直至翌日上午十时圆满,经过十八个小时,始终端然不动,按坛说戒,精神奕奕。其他尊证师们,则以时间过久,体力不支,必须轮番下座休息。师定功之深厚,于此可窥知一斑。

民国廿年(纪元一九三一年)春,师于上海宣讲《楞严经》四个月后,复应无锡居士之请,讲省庵法师《劝发菩提心文》,随后返回宁波,自知尘缘将尽,往生可期,待将观宗寺寺务,付托洽弟子宝静法师后,师于民国廿一年七月二日(纪元一九三二年,黄历五月十八日)示寂,在大众念佛中,安祥含笑,坐化而逝。

师临命终前,索笔遗偈曰:“我今念佛,净土现前;真实受用,愿各勉旃!”师至死不忘现身说法,惕勉后学,诚一代祖师之德范也。

《教观纲宗》云:“佛祖之要,教观而已矣!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综观师一生自利利他之行愿,实植基于“教观圆融,定慧等持 ”的真功夫。“谛老一生讲经,并不是专靠在语言文字上学,多仗自己夙慧和自己禅定的功夫。”曾入观宗研究社,追随 谛闲法师修学三年的恢虚法师(纪元一八七五至一九六三年),以此诲勉后人效学古德,不能仅止于名言文句的推敲,而要落实在心行修为,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唯有口诵心惟,知行合一,庶几可免乎“觉于口而迷于心”之讥,学人能不勉旃?

(文据《高僧行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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