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2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陈俊村编译报导）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12月20日出版的半月刊《中国简报》（China Brief）中，发表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研究主任李成（Cheng Li）和研究助理加里（Eve Cary）共同撰写的文章《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一年：谁该被指责？》（The Last Year of Hu’s Leadership: Hu’s to Blame?）。作者表示，从胡锦涛接任中共领导人之初到执政的最后一年，中国人民对他的观感从乐观期待变为希望落空，其在重大议题上毫无作为，一直饱受批评。胡锦涛或可将责任归咎于中共集体领导的政治制度，或受派系斗争所左右，但此议题的重点在于，中国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以因应新的改变。
被批“无为”而治
文章指出，正当胡锦涛进入其执政的最后一年之时，中国菁英份子开始检视其政绩，而他一向被批评为“无为”。甚至有知识份子公开将胡锦涛执政的10年称为“失落的10年”。
外国观察家可能对“失落的10年”感到困惑，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有大幅增长。但如果我们仔细探讨中国菁英份子对胡锦涛执政日益不满的原因，并检视“胡的不作为是否可归因于中共集体领导和派系斗争”之类的问题，当可协助观察家评估胡锦涛的执政良窳。
就任之初 乐观主义弥漫
文章认为，胡锦涛在就任之初，人们对他抱持乐观的态度，中国人民和海外观察家对这位领导人充满期待。在胡于2002年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他对中国的愿景透过三项新政策展现，这与前任领导人江泽民有很大不同：
●尽管江泽民向来对台湾采取强硬的立场，但胡锦涛则采用软性手段，他以促进经济和文化关系、高层互访和直航来减少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
● 在外交政策上，胡锦涛提倡“全方位外交”，强调与邻国建立良好关系，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这与江泽民的“大国外交”有所不同。
● 相较于江泽民着重GDP增长以及上海等沿岸地区的发展，胡锦涛强调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并重新分配大陆内地的资源。
意想不到的难题 执政受考验
文章说，在上述三项政策中，胡锦涛可能只在两岸关系这方面有所斩获。两岸关系现已变得比较稳定，部分是因为胡采行务实作法。
有些评论家表示，由于中共与日韩两国的关系紧张，以及南海主权问题所引发的争议，使胡锦涛试图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失败。
就第三项政策而言，胡锦涛意想不到的难题是，他根本无法构筑“和谐”的社会。中共近几年来在国内公安方面的支出如火箭般窜升，已高达840亿美元，超过2010年的国防预算。此一数据涵盖警力和处理抗议事件的成本，这反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包括所得差距。中国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用以衡量贫富差距的标准）已从2002年开始恶化，至2010年已达0.47，大于学者认为会影响社会稳定的0.4。官员贪污在过去几年也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特别是在铁路、石油、电力、银行和电信的国营垄断产业。
知识份子和中产阶级的期望破灭
官员贪污的严重性使所谓的新左派知识份子批评胡在重要议题上毫无作为，而自由派知识份子对他在政治改革上的承诺跳票、越加严控媒体和网路，更感失望。
文章认为，大多数中产阶级对胡锦涛的期望都已幻灭。中产阶级大有对胡锦涛执政表达不满的理由，包括上述的官员贪污、对媒体和网路的箝制、国营企业日益垄断、以及私有企业逐渐减少──这正是中国人民所谓的“国进民退”。而通常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高失业率问题──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找不到工作──也同样激怒中产阶级。2011年公务人员考试的录取率已经低至1.9%，与10年前形成强烈对比，当时有很多公务员辞职，“下海”至私人企业求发展。
集体领导是逃避责任的手段
文章指出，政府领导人拥有政治上的利己条件，因而会就政策问题和政治上的陷阱找寻替罪羔羊。没有领导人愿意将政府的缺失和其执政问题的罪责，通通揽在自己身上。中共领导人也不例外。
中共不再由主要的强人领导，而是由两个非正式但势力几乎均等的派系争夺权力。这两个派系分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人民联盟”（populist coalition），以及吴邦国和贾庆林领导的“菁英联盟”（elitist coalition）。前者包含团派人马，后者包含太子党和上海帮。
有时候，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意见不合可能过于激烈，使决策过程更冗长和复杂，甚至可能造成僵持不下的局面。
文章最后说，本文并非探讨胡锦涛的政绩，而是阐述中共的政治进程，此进程正日渐发展成严重的政治斗争，有可能造成中共政治上的僵局。从较广的角度来说，它显示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中产阶级和社交媒体日益增加的力量、社会舆论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它凸显出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以面对新的改变的急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