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18日讯】在辛亥建国一百年前后，台湾、香港、大陆、旧金山、檀香山、美国、日本、欧洲，当年孙中山先生所到之处、今日华人所在之处，都在纪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日子。 辛亥距今已经一个世纪了，对于今天的中文读者，尤其是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在大陆共产党政权下成长的几代人，辛亥话题依然意趣盎然。民国人物—无论是民国三十八年远走海外的，还是公元一九四九年年留在大陆的—如今调零已尽，他们已经走入历史—沉默无语，无可听闻的历史；加之共产党宣传的禁锢，说“民国”在大陆至今仍然呈现为历史的断裂毫不为过。
民国历史大陆版
对于四九年之后在大陆接受学校教育的几代人而言，辛亥革命、孙中山、中华民国、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是一串陌生而边缘的概念，人民所准许了解的，只有被党国定于一尊的说法。这些概念不仅是边缘的而且是危险的，在过去几十年中危险到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杀身之祸的程度。作为“五十后”我便是在这种历史气围中成长的。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小时候孙中山先生一年得见一次。每年十月一日，他的巨幅画像便跻身于马恩列斯之间立于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共国的生日庆典。少年时代的我对于孙先生一年一度的唐突莅临总是疑惑不解，他分明不是共产党的革命领袖，为什么能站在这里？多年后才想到，孙先生得以忝列“革命领袖”之间或许是因为他的“特殊贡献”：以毛泽东钦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领袖之身为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的法统背书？
“辛亥”是个时间坐标，此前的事件与人物，共产党的宣传教育较少设防，而对此后非共的人与事，则禁忌重重。辛亥之前的黄花岗起义、剑湖女侠秋瑾、慷慨就义的戊戌烈士谭嗣同，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知道不少。辛亥之后的历史，讲中华民国就不能避开它的宪法，讲民国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就不能不谈他的“三民主义”，讲北伐就不能不提国民党、蒋介石。……对所有这一切，共产党都编定了它的一套说法，不管历史事实如何。我们就是在这套程式中接受关于“民国”的历史教育。
不必说，“国民党”、“蒋介石”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大陆上是最“反动”东西，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时隔四十年我还记忆犹新，那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家里自己先悄悄地翻箱倒柜检查有什么犯禁的东西及时处理掉，免得一旦被查抄出来，后果堪虞，后来还真的被抄家了。居然在箱底压着一本《伟大的蒋总统》的画册，当然要立即销毁，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没有被丑化了的蒋中正先生的照片。
孙中山先生，共产党强调他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回避他作为共和的开创者，因此大谈他的国共合作与改组国民党，避谈他的“三民主义”、避谈民国的宪法。我所经历的大陆近代史教育中，民国宪法是一个空白。“新中国”政府天天讲、月月讲、恐吓全中国人民的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别的可以商量，共产党一党专政没有商量，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商量，孙夫人宋庆龄可以给她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但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无论如何是禁忌。大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末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演说首演之际便被删掉，那已经是公元二零零三年，是共产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大陆网站现在也有“中华民国宪法”的词条了，但还是扣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帽子。这绝不止是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是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意识形态，共产党中国虽称“共和”，它与“共和”却似乎是势不两立的。
讲北伐有电影《大浪淘沙》的范本，革命青年如何在北伐的大潮中皈依了共产主义；讲抗日是“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是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战；讲抗战胜利，是“国民党挑起内战、民不聊生”，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对于共产党，真实的民国是一个必须摆脱的梦魇，于是，强制的愚民政策之下只有民国的妖魔化；与今天年轻人对八九年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上弹压示威学生事件的印象类似。对于民国，我们没有资讯、我们没有真相，我们不了解民国,—四九年之前的民国。
接触民国在台湾
—和平的土地改革
一九四九年之前那个历史上的民国我不得而知，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华民国继续存在，在台湾。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民众被政府弹压之后，一九八九年的岁末，作为欧洲首批大陆学人先生仲维光和我访问了台湾。二十年前去台湾，还远不是时髦旅游，还要冒“反动”的风险。虽然如此，我们不愿坐失在海外才可能所拥有的自由，去触摸那个现实的中华民国。这是我们的初衷。
在台期间，我们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经历，其中之一便是访问土改训练所，它成立于1968年，为亚非拉美国家土地改革培训人才。从那与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全然不同的台湾土改，我们开始认识民国，这个国家的政治、这个政府的行为。
国民政府一到台湾即开始了土地改革。它的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当时通行地租为六成，高的到七成，三七五是为减租其意自明。之后是法定租约期限：租期不得短于6年，承租人除非迁徙、转业、死亡、无人继承或积欠地租，不得提前撤佃；租约期满，如承佃人因此丧失生活来源而出租人又不依自耕为生，则不能收回土地，违规撒佃，依法论处。地租降低40%且租约稳定，佃农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其后是公地放领，国家将所持公地优价放给无地雇农、少地佃农与自耕农，优惠租种十年后土地归己，政府以此推进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接下来的改革是抑制大土地所有者，规定自耕用地限额，地主多余的耕地，国家征购，以债卷—4%的利息—与股票的支付方式十年内偿清地价。国家购得土地以公地放领的方式转售农民，逐步达成平均地权。1949年开始土地改革，到1953年在国民政府的有关统计资料中已不再列“地主”一栏。同时，通过《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国家逐步将一些官办的企业转为私营，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征售土地所得股票转营工商业。
“土地革命”对于大陆人是一个太熟悉的概念，台湾发生的土地改革与此完全不同：土地改革经政府政策推行，强制却非暴力；对于大土地所有者的占有，抑制却非剥夺；改革的目的在于社会公正—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而不是革命、不是阶级斗争；改革的结果是双方互利、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也不是消灭私有制。
这个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每项措施都有法律的依据和保障，例如三七五减租税从“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开动，自耕用地限额和土地征购有“耕者有其田条例”保障和实施。不像共产党朝令夕改风雨无常，今天斗地主分田地，明天合作化，贫下中农也一无所有。台湾的土改不是政府的随意而为，有自耕农、地主、民间团体和政府四方代表组成的县市和乡镇两级租佃委员会监督实施各项土改政策、调解纠纷、查处违法事件。国民政府技术官僚的专业素养与人文气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二十年前那位土改训练所张所长抑扬悦耳的北平话—不是街头巷尾和相声里的那种，而是学者文人的北京话—，儒雅亲切的仪态，至今念念不忘。
国民政府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和平与互利是我们不曾料到的。我们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民国宪法中的平均地权，不是只写在纸上，而是落在实处的。与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在五九到六二年间悍然饿死三千六百万人民的共产党政府两相对照，有道无道不言自明。民国政府行政措施的理性务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访问中沿路所见农村的富裕殷实与城乡发展的均衡，对于亲身经受过中国农村贫困的六八年插队知青的我们，是直观的震撼。
民国人物在台湾
先生是学物理的，见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先生，他梦寐以求。访台最令人兴奋难忘的是有幸见到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听他讲话、与他交谈，得他赠书。关于大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只讲了一句话，社会没有战乱、几十年太平，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说不过去，语气平缓、沉重。由此，我才开始破出“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内战蜂起，民不聊生”那些一直被灌输的窠臼，寻找四九年前民国的实况。了解到共产党一矣进城便拆掉了北京古老的城墙，才知道南京梧桐遮蔽的林荫道赖三十年代民国的城市规划之功。当了解到抗战期间坐落云南乡间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不落世界前沿之后，回首“文革”骤起，政府号令大中小学停课，断送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学业，亲身体会到吴大猷先生这句话的份量。从国外的教学科研退下来，吴大猷先生只身来到台湾，作国科会主任、任中研院院长，为推动台湾的科学研究教育事业奉献晚年。他还不知疲倦地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政策，为天下兴亡尽知识份子匹夫之责。这些时论结集六卷出版，第一集题名《博士方块》。在他身上，我们见到了一代民国知识份子的精神与风骨。
不仅是在知识份子身上。访台期间，在接待我们的团结自强协会，结识了不少曾在政府做事的前辈人物。其中有国际奥委会委员徐亨先生，先生是足球迷，久仰当年的足球门将徐亨先生的鼎鼎大名。徐亨先生是民国的同龄人，那时已年界八秩，身材魁伟、步履健朗。和我先生两人见面谈起足球和体育，欲罢不能。在台北的期间，我们就住在徐亨先生的富都酒店。晚餐之后，他跟我们娓娓道来如何以民间的身份，个人的关系，奔走于国际体育界，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为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争得一席之地。大陆华东水灾之后，作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主席，他亲自送救灾物资到大陆。
还有一位潘振球先生，曾任台湾省教育厅长八年。任职期间，国民政府1967年宣布于实行九年国民教育，1968年实施，筹备时间只有一年。从六年义务教育改为九年，一下子就要增设140多所国中，从资金筹划到城市规划的因应与用地的划拨，从师资的准备到校长的遴选培训，还要避免地方派系介入教育……，千头万绪。潘振球先生领导厅内外同仁全台奔波，夜以继日，1968年9月9日全国国民中学联合举行开学典礼，“九年国教”如期施行。我们到台湾的时候，已是“九年国教”实施二十年之后。1968年，毛泽东不让城市青少年上学，把他们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山西晋北农村落户六年，做过民办教师，也在县城中学教过书。两相对照，仅是台湾城乡一般中小学的设施—我们没有被安排去参观名校“北一女”和“建中”—，仅是学校操场的塑胶跑道，已使我感慨万分。
潘振球先生2010年以九十三岁高龄辞世，友人以“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追忆，其实这可以用来表达我对在台所见这些前辈的感受。当我们谈到大陆大陆的贫困、谈到我们这些“插队知青”的遭遇、谈到“六四”被弹压的学生，谈到大陆的民主化，这些前辈闻之动容，深责自己对国家人民未尽到责任，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国民政府里做官的远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都是尸位素餐、不闻民间疾苦的官僚。
事实胜于雄辩，百闻不如一见。应该有更多的大陆人有机会看到民国，了解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