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8月30日讯】三
养母就是我的姑母，是我生父的妹妹。我们去香港的时候，我的生父由于在国民党政府任了个小职务，所以他没有同去。我后来长大了从小表哥那儿知道，是姑母决定要把我从香港带回内地的，理由是我的生父在内地。小表哥比我大四岁，所以他比我记事。
姑母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是个当家的人，凡事她拿主意，她说了算。姑父是个十分依赖妻子的男人，在姑母面前百依百顺，他不仅不过问家里的事情，就连他在外面的事情也要听从姑母的意见。小姑母是个十分单纯的人，虽说他的孩子比我大四岁，可她自己还像个孩子一样，当然凡事听她姐姐的。我妈妈就更不用说了，她生来忠厚、老实、善良，加上在姑母面前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当然凡事得依着姑母作主。姑母说要带我回内地见生父，妈妈自然得听从她的。
其实，姑母是因为自己没有生育才蓄意把我从妈妈那儿带回内地的。姑母是一个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女人。她喜欢像三十年代的好莱坞影星一样，烫着时髦的发型，涂着鲜红的唇膏，穿一袭黑色的旗袍，黑得发亮的缎子上缀着几朵红花，双肩上披着披肩，站在那里指手画脚。不知道是因为她没有生养过孩子，还是天生如此，在我的印象里，姑母从来就是一个不懂温柔而威严有余的女人，我从来没在她那里感受到一个母亲的慈祥，也从来没见她对别人开怀地笑过。她倒是对我笑过，但是她的笑只是在脸上动了动肌肉，而眼神则是严厉的、审视的。我也知道，她想拿我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好吃的、好玩的都给我买。但是无论怎样，我也忘不了我的妈妈，忘不了荡秋千时妈妈总是笑吟吟地守护着我的样子，忘不了临别前妈妈吻我时洒落在我脸上的泪水。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妈妈。
在初离开了妈妈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在想妈妈的时候偷偷落泪，但又不敢哭出声来。想哭的时候，我就跑到阳台上看油菜花，听咕咕鸟叫。有一次我哭的时候被姑母看见了，她吓唬我说，“不许哭，再哭我就不管你了！”
听她这么说，我索性大声哭了出来。因为我既委屈，又害怕。见我哭的伤心，姑母拉着我的手说，“怎么，又想舅妈了？她是你舅妈，你哭什么，我才是你妈妈！”
从此，我便改口称姑母为妈妈。我把我的妈妈深深地藏在心底里，总是暗暗地想她。
我恨我的姑母，不光是因为她夺走了我的妈妈、我的母爱，还因为我离开了我的妈妈以后，我后来的人生、命运就完全被改写了。姑夫由于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因而成为历史反革命，我自然就成了反革命的儿子。
在我13岁那年，和蔼可亲的姑夫终于被捕了，从此，我更加感到孤独，更加想念我的妈妈。在那段孤苦的日子里，我发誓以后一定要回到妈妈身边。
四
进入七十年代，我已经成了一个壮小伙了。我的一位比我大十多岁、在省话剧团当演员的朋友老潘告诉我，他的一位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同学苏先生十年前去了香港，他可以委托苏先生在香港寻找我的妈妈。
听老潘这么说，我感到十分意外、十分惊喜，立刻将妈妈的有关资料交给了老潘，以便老潘寄给在香港的苏先生。
然而，我对老潘的这位同学苏先生十年前就去了香港更感兴趣。他说的十年前，应该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段时间，那是一个左倾政治势力开始疯狂的红色恐怖时期，有哪个平民百姓能在这样的年代去香港？要知道，老潘是个“右派”，在他的好朋友当中，恐怕没有几个不是被打翻在地的。
果然，他告诉了我关于苏先生的秘密。
1957年，老潘和苏先生都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老潘是表演系的，苏先生是舞台美术系的，他们在这一年都因为受校领导的鼓动提了校领导的意见、贴了校领导的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共同的不幸使两个不同专业的学生成为了挚友。
两年以后，毕业分配了，老潘不知道了苏先生的去向。很多年以后，老潘突然收到了苏先生从香港寄来的信函。信中他告诉老潘，他毕业后回到了广东的老家雷州半岛，作为“右派”，在那段日子里他处境艰难，终于，他摆脱了重重监督，偷跑到了澳门，然后从澳门去了香港。现在，苏先生已经是香港一家电影公司的职员了，而且结婚有孩子了。信中还寄来了一张照片，彩色的照片上，苏先生潇洒地站在喷泉旁，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说着，老潘将照片翻出来拿给我看，说道，你瞧，彩色的照片，多先进；你再看，这是多好的照相机才能照出来的照片哪，喷泉喷出来的水在空中都被定格成了一粒一粒的水珠，至少是千分之一秒的速度……
我没有心思看那张色彩绚丽的照片，尽管那时国内还没有彩色胶卷。我早已沉浸在了苏先生那刺激、惊险的偷越国境的精彩故事里，沉浸在我的童年的回忆中，我想起了我童年时居住过的那个座落在香港九龙黄大仙的旧式花园宅子，那只与我日夜为伴的小猴，那宅子后院的秋千架，还有妈妈的笑脸、妈妈的吻。
我也要偷越国境！我在心里暗自这么决定。
我查看了广东省地图，了解了去澳门的路线，还准备了路费。我准备像苏先生那样，先越境到澳门，然后再从澳门乘船渡海去香港。
然而这期间，我听说了一件令我震惊的消息，或许，正是这条消息留住了我的小命。
我的一位下放到新疆的好朋友小贺，是个很有造诣的小提琴手，我们曾经在一起演奏过小提琴二重奏，但他比我不知道要棒多少。在流行样板戏的年代里，我从来没听他演奏过“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据说在新疆建设兵团的文工团里，由于他不满样板戏，一心只想着要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便偷越国境跑到了苏联。但是刚一出境，就被苏联边防军逮住了。他被苏联边防军移交给了中国边防哨所，然后以叛国罪被投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疯了。最终，他被处决了……
听说了这个消息，我震惊了，我心痛了，我退缩了，我失望了。
同小贺相比，我或许更糟糕一些，因为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如果我偷越国境被抓，我得被枪毙两次。
我绝了偷越国境去香港找妈妈的念头。看来，我只能寄希望于苏先生了。
可是在以后十几年的日子里，我并没有等来苏先生找到我妈妈的消息，倒是在1984年冬天的时候，我随老潘在广州见到了苏先生。他经常由香港来广州打理生意上的事。此刻，他已经不在电影公司干事了，而是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做起了自己的生意。他此刻向老潘提出来要见我，是要给我一个交代：他尽力了。怕我难过，他说，他会继续帮我在香港找妈妈的。
与70年代初我在照片上看到的苏先生相比，他身材矮小，看上去十分儒雅，且非常风趣，根本无法将他与偷越国境相联系。我想，这样一个儒雅的知识份子，居然敢在那样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讳非法越境去澳门、香港，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魄！
或许，我因没敢冒险非法去香港找妈妈而躲过了一劫，或许，我应该为自己胆小没有违法而感到庆幸，可是在苏先生面前，我还是觉得惭愧，接下来便是一阵沮丧。（未完）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