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8月07日讯】黄炎培，民国时期知名学者，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多为有名气的知识份子）。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此时，一些民盟成员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
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才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亦不表示反对。7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热情款待。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他还评价同行的民盟成员很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
而被傅斯年瞧不起的黄炎培则被毛的民主之语深为感动，回到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书中记录了他与毛有关“周期律”的一段谈话。
黄炎培在见毛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姑且不论，凡亲眼所见，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尽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当时的毛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民为政本，国为政体，新路在幄，是为民主。民主立国，人人尽责，唯政当察于百姓，为党方得尽心敬事，秉政施德，固不会蹈前车之覆，亦可免人亡政息之祸焉）
这段对话因此被称为“延安对”、“窑洞对”、“黄炎培周期律”或“黄炎培周期律难题”。
无疑，饱读历史的黄炎培亦从自己的亲身所历得出了个人、家庭、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政权衰亡的规律，那就是：或是“政怠宦成”，即掌权者在治理国家上逐渐懈怠，不思进取，导致官僚主义严重，小人当政，祸乱政务；或是“人亡政息”，即明君或贤臣如果不在位，则所行的善政便会被废止，也就是，国家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与否都系于一人；或是“求荣取辱”，即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
显而易见，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都与人治有关，毛无疑是读出了黄炎培的话外话，因此给出了“民主”作为解决方案。然而，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至今，民主对于中国人民而言依旧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在当今中国，依旧是人治、党治，不仅官僚主义、腐败问题严重，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遍地都是，而且佞臣当道，小人得志。
网上曾有人总结了9大政权覆亡的征兆：必有贪污腐化鱼肉百姓之征兆；必有口谏禁止喉舌鼎盛之征兆；必有贫富悬殊民不聊生之征兆；必有刑役泛滥八月飘雪之征兆；必有卖官鬻爵苛税如虎之征兆；必有横征暴敛民不畏死之征兆；必有人心思变诚信俱失之征兆；必有百业废弛笑贫奉娼之征兆；必有强敌卧榻蚕食瓜分之征兆。目前，上述绝大多数征兆已然在中国显现。“黄炎培周期律”已经正应验在不实行民主的中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