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1月18日讯】没有宪政制的国度，将是一个无法无天、灾难深重的国家。那么，习近平是在怎样一种形式下提出“宪政梦”和“依法治国”的方针呢？
2012年12月4日，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加了“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坚持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讲话，破天荒地在人大办公楼建立了“宪法墙”，以适应日益高涨的“法制”呼声。
此后不久，新年伊始，即发生了《南方周末》被删除“宪政梦”事件。有些人还在争论，没有确实证据是庹震亲自修改了“致辞”。其实，谁修改的都无所谓。我们只是从此事件中看出习近平的“宪政梦”受到了怎样的阻碍和打击。从刑侦原则看，一个案件是何人所为，重要的一点是确认谁会从中获利。“南周事件”就算不是庹震亲自操刀修改，依然可以说明，中共内部有一股势力，对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宪政梦”抱着怎样的仇视和恐惧心理。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会害怕“宪政制”？一推理就知道，只有从违宪中获得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才会抵制“依法治国”；只有担心宪法被切实实施后，自己的所作所为会被法律清算的人，才会仇视、恐惧“宪政梦”。
所以，谁篡改南周“新年献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为谁篡改。
为何习近平掌政初期重提“依法治国”？
中共并非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为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开始起步。用官方说法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坚决反对人治。”
由此可见，中共的“法治”是在怎样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口口声声不要人治，但字里行间全是遵循个人意志。似乎没有邓小平、江泽民的“倡导”，中国就不需要“法治”。
事实也证明，这两个所谓提倡“法治”的，正是带头违法违宪的“法治公敌”。
实际上，中共的“依法治国”，与西方民主制下的“依法治国”有本质区别。它们讲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党，依旧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是说，今天党觉得需要哄骗处在临界点上就要爆发的民众，就丢个“法治”骨头给他们，明天党觉得人民太得寸进尺了，就会立刻收回“法治”嘴脸，排出军队阵形，来个最直接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
难以推进的“依法治国”
国内有学者曾指出：“一面，法治在完善，政府必须依法行政的要求也逐步被确认，公民合法权益逐步受到法律的保障；另一面，《宪法》的实施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瓶颈，一些重要的原则、条款得不到落实，在一些人的思想观念、政府行为习惯以及体制上都还有不少不适应和互相抵触之处，有法不依时有发生——具体表现即为：权大于法、人治积弊难改。”
当然，在国内，前一半话是必须讲的，不然讲话的人也许会被禁言、劳教、“精神病”，而后一半，虽然含蓄，还是说出了这些年空谈“法治”的现状。
只是，学者们没有说出为何“法治”在中国无法实现。因为这个问题论到底，所有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废除一党专制，政党必须置于法律之下，执政党的领袖无权干涉立法，只有维护宪法、遵守宪法和实行宪法。
只有做到以上，才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的“法治”难以实现，其根子出在“体制的深层矛盾”上。本应是高举法律之剑，监督政府执法的主体民众，与受民众监督的客体政府，发生了换位，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力；没有体制上的监督系统，执政党无法自行监督。因此立法、政府、司法各部门就成了党内不同岗位的分工，不存在部门间所标榜的监督作用。所有人员、所有部门都在当政的党及党魁的领导之下。所谓集体领导，也只是个人换成小团体而已，并无本质改变。
为震慑反对派，习近平再提“依法治国”
2012年末，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讲话：“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具体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原则与理念。
但同时，在论及中共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时，习近平还讲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由此可见，中共的“依法治国”与西方民主的“依法治国”存在着多大的区别。无论如何，党是一定要置于《宪法》之上了。
至此，笔者想问，如果中共没有按其总书记习近平说的“带头守法”，尤其前党魁江泽民、周永康之类还“带头违法”，是否应该按照宪法，将其“绳之以法”？
我们知道，如果在西方“法治国家”发生这种情况，一是违宪的党魁会被依法审判，其所代表的执政党派估计也会在下届选举中下台。这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很正常的结局。而在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国，这个几代人的大“梦”何时能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