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4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张顿综合报导）日前，中国大陆媒体通过亲历者自述曝光了位于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真实境况。亲历者称，政法委、公安与马三家劳教所相互勾结，把劳教所本不能接收的各类人员，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后，也纷纷被所谓的劳教；在劳教期间，不时有劳教人员遭到电击、坐老虎凳、缚死人床等酷刑。事实上，过去十多年来，马三家一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标志之一，以迫害法轮功手段残酷、血腥而臭名昭著。
日前，《青岛日报》报导了题为《揭秘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坐老虎凳 绑死人床》的文章，随后大陆网站纷纷转载。
报导称，按照中共公安部1982年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严重病患或丧失劳动能力者，劳教院不能接收。然而那些拥有特殊身份、不符合劳教的公民、如访民等，政法委、公安人员通过给劳教所送钱、送礼等非法手段，也纷纷送入劳教所。
不符合中共劳教法的人员 纷纷投入劳教所
2007年3月，据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出具的一份诊断书显示，王玉萍身患重度贫血、子宫肌瘤，需要输血。但王玉萍仍旧被送进了马三家。入院之后，由于无钱，劳教所没有为其治病。十天中，下身流血不止的王玉萍被要求每天出工干活，给棉衣打包，一个心肠好的队长吩咐学员找来破棉花垫在她身下。一直等到丈夫卖了父母的房凑够了钱，王玉萍才被送进医院动手术。
朱桂芹，抚顺人，1998年曾患结核性脑膜炎，留下脑梗等后遗症。2003年6月底，抚顺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曾对朱桂芹做出鉴定，认定她患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一年。因为哥哥朱传清在劳教期间遭殴打造成重度脑外伤致残，朱桂芹多年上访，于2004年4月16日被押入马三家。入所时没有检查身体。此时距这份鉴定表的时限还有2个月。但朱桂芹仍被分配到了劳教所二大队。当她提出“身体有病，有丧失劳动能力证明”，随即遭到了体罚。
盖凤珍、高凤兰和李平三人都持有残联颁发的肢体残疾人证书，但也被投入劳教所。同时，盖凤珍由于在看守所里绝食导致血红蛋白很低，高凤兰切除了半边肺叶，李平则因风湿性关节炎下肢麻木，但三人都未经过体检被送进了马三家。李平拿出残疾证，管教说“认公安不认残联”。
中共为了维稳 上访民众等弱势群体纷纷被投入劳教所
马三家劳教所内部人士肖溪（化名）称，按规定收的人必须身体健康。但近年来聋哑人也收，高血压到200多的也往里送，“我们压力很大。关键是维稳压力，公安机关非要往这里送”。在劳教人员的讲述中，甚至有公安局为了将有病的上访者成功送进劳教院而送钱的情节。
“劳教的对象变了。过去送来的真是狠角色，现在是弱势群体、上访的和搞传销的大学生，看上去可怜，有工作的弄成没工作了，有前途的在染缸里毁了，背上了不名誉的前科。”肖溪说。
强迫高强度义务劳动 劳教所获取高额利润
贾凤芹，是凌源针织厂退休工人，2004年被劳教，她发现里面的工作强度远超针织厂。“最低10小时，一般12小时到14小时连轴转。”早上5点起床，排队出工，从6点半干到11点半，下午从12点半干到17点。
王玉萍入院时赶上了订单高峰期。她坐在染血的旧棉花上铰扣眼，“每天要做800条棉裤，还要打包。一天20个小时在车间”。王玉萍睡觉不脱衣服、不洗脸洗脚，“留着劲儿干活去”。
刘华干的是画线、铰线头的轻活，还要给领袖配号。“我一天要过手1800件到2000件。还要拿熨斗熨衣服，一天要熨3000件的衣服。”
刘华的《劳教日记》记载，二大队三个分队，打包车间20人，裁剪车间16人，扎花车间50人，车间做服装50人。女所2010年做大衣16万件，裤子3万件，其他工作服2万件，广州石狮裤子订单5000条，一共22万件。
2011年2月23日至5月20日，女所劳教工厂做了3万件套装。6月1日至8月20日，为深圳杰尼丹服饰公司加工10万件羽绒服，包括从身高1.60米至1.90米各种款型。刘华的《上访日记》即取材于做内胆的防雨布下脚料。8月23日至年底共做套装4万件。
马三家劳教所内部人士肖溪说，近年来上访人员增多，由于思想上认为自己没有犯错，她们进所之后往往拒绝劳动，也都为此遭到严厉惩罚。这成了近两年干警和劳教人员间最大的冲突。上访者朱桂芹身为残疾人，进所后一直拒绝劳动，结果遭到了长年蹲“小号”、上戒具等严厉惩罚。在女所里，她是少有的一直没有劳动过的人。
劳教产生的庞大效益，也引发了腐败效应。劳教生产车间的效益无需上缴财政或司法厅，劳教院自身即可支配，却没有财务公开制度。“几千亩地和厂房的租金、车间加工收入，干警没得到福利。”肖溪说。
彭代铭，马三家劳教所分管教育的副院长，他认为，劳教人员有别于罪犯，他们和普通劳动者一样有权利获得工资。但彭代铭回忆，他在任时劳教人员干活没有任何报酬。近年来，劳教所开始给予学员一月10元的象征性补贴，这一区区之数仍常遭克扣。
在高峰时期，马三家的劳教人员超过5000人，无偿劳动产生出庞大的效益。彭代铭说，当时一年外出劳务的收入就过1万元，加上种地和工厂的收入，总产值一年近1亿元。
视频：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成人间地狱
劳教所的强制劳动与 “小号”、电棍等各种酷刑
车间任务量包干，当天必须赶出来；否则将受到严厉的迫害。梅秋玉由于引产后遗症身体不好，完不成分派的任务量，值班队长让她选择熬夜完成任务还是罚站。梅秋玉说选罚站，被队长推倒在地，用高跟鞋踩住小腿转了一圈，踩出一个洞，溃烂几个月才复原。至今，梅秋玉小腿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梅秋玉因为脚被踩伤无法出工，被人抬到车间去，在工位上坐不稳，跪在地上给军大衣画圈，以儆众人。带班的说为梅秋玉“针灸”，用缝纫机针扎她的手指头，后又换成手缝被服的大针，在肩背上乱扎，长期贫血的梅秋玉被扎伤都冒不出血来。
刘华称，一个叫王素芝的学员，因为做军大衣熨口袋不过关，被带班把脑袋按在案板上用拳头打，人被打傻了，来例假不知收拾顺腿流，后来被医院诊断为精神错乱。
“小号”，是中共迫害民众的一种酷刑，女教所“小号”的不止一种。据劳教人员说，最狭小的惩戒室宽1米多，长2米，原来只用于特定类型人员，后来却使用在普教身上。
2009年6月12日，陆秀娟因为同管教队长发生争执被关进了小号。小号在四楼，是大房间中的一个小空间，据劳教人员讲述，面积约4平方米，没有光线，昼夜点灯泡，门上只有一个小气窗。由于气窗被堵上，陆秀娟进去后感到窒息，一天中多次昏迷，不得不趴在地上，把鼻子凑到门缝上呼吸喘气。管教队长通过监控看到陆的情况，批准她到走廊上换气。
此后陆秀娟被挪到稍大一些的新建小号，面积约6平方米，与梅秋玉一同关押。这间小号很潮湿，两人在其中一共被关了四个多月，后来又被移往“特管队”（对外称直属队，关押上访人员）。小号的窒息休克经历，让陆秀娟从此患上了头痛和心脏病，多次去马三家医院做心电图，在她保留的收费单据中，有多次心电图的记录。
赵敏在2008年至2009年一年的劳教期间，曾经三次被关进小号。第一次时长13天，第二次 15天，期间在小号里度过新年。第三次时长近五个月，从2009年2月26日一直关押到7月7日，后期被转至“特管队”。第一、二次关押期间正值严冬，不给被褥，赵敏和衣睡在地板上。不让出外上厕所，只能使用便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狭小空间里完成，赵敏曾经绝食。肖溪对LENS记者证实了赵敏长期关小号的经历。
由于小号地面潮湿需长时间站立，赵敏的双膝盖后面起了大包。解除教养后沈阳第五人民医院的影像报告中写着双腿静脉曲张、双侧窝囊性回声，建议手术切除囊肿。2011年11月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对赵敏的申诉出具复查意见，提及医生称“常年站立，下肢活动少，引发症状”，但认为赵敏在劳教期间的经历不是致病病因。
盖凤珍自2009年2月25日到4月被关在小号，透气窗也被钉死了，换不过气。“躺在地上，地板上都是水，大便尿全在地板上拉。等到第三天，才给一个尿盆。”盖凤珍由于此前被上过“大挂”，晚上连水带血吐，第二天又吐血，“哗哗吐的全是黑血。吐了三回”。
朱桂芹是少见的长年被关押在小号的人。2005年3月17日，她进入劳教所，4月30日因为拒绝劳动被关进惩戒室。由于呼吸困难，朱桂芹和陆秀娟一样趴在地上，鼻子凑着门下方缝隙透气。没有被褥，直接睡在地板上，朱家人送来的海绵垫子被取走。
抚顺市法律援助中心2005年12月17日的一份调查笔录显示，当年8月受命护理关在特殊小号里的朱桂芹的劳教人员林景云作证，“护理三天期间，看到朱桂芹只穿着胸罩和裤头，睡在水泥地上，只有一个草垫子和一套被服，没有床。”朱桂芹还称，当年11月来暖气时，她小号里的暖气片被拆除。
由于不让出去上厕所，有段时间又连自己的脸盆也不让用，朱桂芹大便拉在地上，又被她糊到墙上，小便尿在娃哈哈瓶子里。以后当检察院接到家属报案前来查看，劳教所不得不专门洗刷了小号。
在小号里，由于不肯顺从和拿脚踢门，朱桂芹遭到了多种惩罚，其中一种是将双手扣在小号门的铁栅上，连续13天。司法部劳教执法细则明文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使用戒具，只限于手铐。严禁使用背铐、手脚连铐和将人固定在物体上。2005年9月，朱桂芹家人报案，律师介入，检察院前来查证，当时朱桂芹的腿已经肿得快要齐腰，脚面肿胀2寸高。
按照中共《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明文规定，使用警棍限于发生逃跑、骚乱和暴力袭警等情形。对老、弱、病、残以及未成年和女劳动教养人员，一般不得使用警棍。但朱桂芹遭到电击却并非只此一次。根据朱讲述，她在关入小号的当天已经遭到电棍捅面部、太阳穴。5月8日之后，朱再次遭到电击。直到9月29日，朱桂芝和律师一起会见朱桂芹，用手机拍下了朱桂芹的面部照片。这些照片显示，朱桂芹面部布满小红点和红斑，神情萎靡衰弱。一同前往会见的辽宁锁阳律师事务所张源律师称，“第一感是电棍捅的。”朱的手指上也有出血的伤痕。
朱桂芹不是唯一遭电棍欧打的人。上访人员曲华松2008年9月被送入马三家劳教一年，在所里被上铐电击，面部烧成红疙瘩，曲华松的亲属在接见时拍下了照片。直到今天，曲华松仍不愿让外人看到当时自己“被毁容”的惨相。电击给胡秀芬留下了至今手指尖、双腿麻木的症状。
劳教人员胡秀芬描述遭受电击的感受是“特别疼，浑身颤抖”，随即又摇头说“无法形容”。刘华也曾经被扒光衣服电击，甚至被电杵舌头。她描述说：“一凛一凛的，过电的时候心崩崩地跳。心不稳。电打在舌头上，跟针扎似的。站不稳，我也没硬撑。”
马三家劳教所自创“大挂”、“老虎凳”、“死人床”
小号、手铐、电棍是见于劳教规定的。此外马三家劳教所里尚有各种名目的发明。
“大挂”是手铐的延伸使用，但其复杂的程序和人体效果，已远远超出“将人固定在物体上”的字面意义。
根据劳教人员讲述，大挂有十字挂、斜挂、平铐几种方式。十字挂中又分为两脚悬空或落地。朱桂芹在小号里受到的，是最轻的平铐。
梅秋玉入院后不久提出要申请行政复议，被管教一再拖延过期，梅因哭喊而被上“大挂”：双臂被用手铐分开十字铐在两张床头，拉伸到臂长的极限，双脚用一块夹板固定住。管教再拿脚一踹床，“筋就一抽，感觉胸里面都碎了”。悬挂的时间不长，“因为我身体不好，一挂我没气了，又赶紧放下来，一直到晚上吃饭的时间才醒过来。”
盖凤珍在2009年6月2日被上“大挂”，“挂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样子。嘴也歪了脖子也歪了，出的汗不像水，像一层胶黏在脸上。”
6月19日，盖凤珍因为不答应息访，又遭到了更厉害的“斜吊”和悬空十字吊。“一个手撑在上铺的栏杆，一个手扣在下铺的栏杆……斜吊完了给我十字吊，两个腿还悬空，只有脚尖能踮着一点地。”
赵敏称她被上“大挂”的时间达到连续28小时。“先是吐水，后吐血。地下全是血。”值班队长担心出事，将赵放下来，由于赵敏不肯承诺下车间劳动，不久又再次被挂。赵敏的大小便都拉在了裤子里。吊久了之后，双臂血液不通，这时会解开手铐，让其抡一会双臂继续吊。
肖溪就劳教所内“上大挂”解释，这并非合规的处罚，是个别干警的私自创意。“人体承受能力有限，到一定时间，使你屈服、服从。好比家长体罚孩子。这和干警的个人性格有关系，有人就认为她是管理者，就一定什么都对，对被劳教者没有一种理解。”
由于上“大挂”的地点并非是在生活区或有监控设施的惩戒室，而是一间库房，因此可以任意施行。
赵敏及其家人一再就其被虐待之事申诉。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驻所检察室暨控申科进行了调查取证，负责人姚科长承认存在类似情节。他对LENS记者解释，“因为她闹，给她控制住一个地方，达不到虐待的程度。针对管理需要采取措施。和故意虐待还是有区别，是违反行政纪律和违法犯罪的区别。”姚科长说，处理违纪是司法厅劳教机关的职责，检察院可以发检察建议处理，但由于劳教机关已经介入，因此没有必要。
赵敏称，从“大挂”上下来后，她被送上了“老虎凳”。据她描述，“老虎凳”的样子是一个铁凳子，铁板有10厘米厚，两边有搭扣将手扣住，脚也上锁，扣的高度使人无法伸直只能半弓着。一按机关，手脚就扣上了。搭扣都像手铐有伸缩功能，越动越紧。时间一久，粗糙的铁板会磨坏从尾椎到肩背的皮肤，手腕脚踝更会被铐齿啮伤。5月12日赵敏在“老虎凳”上坐到半夜，原有冠心病的赵敏心脏疼痛，满脸全是汗水，身上穿的棉裤内外湿透了。赵敏的双腿脚踝上，至今留有当年口齿留下的伤痕。
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在2011年给赵敏的答复意见书中提到，赵敏申诉的“被关队长打后上大挂”和“被王艳萍等人拽坐老虎凳”问题，经劳教局组织复查，“未发现干警对赵敏采取过激行为、实施虐待和动用刑具证据”。针对赵敏提出的调阅事发时监控录像的要求，答复称生活区内安装的监控设备硬盘容量有限，仅能保留一个月左右的录像资料，已无从提取。
“死人床”用于对绝食的劳教人员灌食和控制。根据劳教人员描述，“死人床”是一张皮革面的铁床，从床头到脚有多道铁质搭扣以及带索，可严密固定束缚绝食者全身。被缚者身体赤裸，下身臀部部位有一个大小便口，绝食者可被长期绑缚不下床不能活动，灌食和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
朱桂芹于2005年9月27日至10月6日在“死人床”上被灌食十天。她自称，马三家女所劳教人员使用“死人床”被灌食是从她开始的。10月2日，朱桂芝在接见日前往探望，朱桂芹还被绑在“死人床”上无法会见，朱桂芝报案，110出警到现场。此后朱桂芝向检察院举报，10月18日沈阳市检察院人员介入，朱桂芹得以下床，并搬往条件稍好的房间。由于身体严重虚弱，朱桂芹此时需要吸氧维持生命。朱桂芝会见时拍下的照片显示，朱桂芹居住的房间里放有一个用床单蒙住一半的氧气瓶。
在电击、小号和“死人床”多种处罚之下，朱桂芹出现精神症状，被送入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她接受了“比电棍还厉害”的电击治疗，此后又被送回劳教所。在张源提取的律师调查笔录中，多名证人证实朱桂芹在劳教所里精神已经很不正常，“白天黑夜喊叫‘我要回小号’”，被派去护理她的劳教人员丁英也“身体受到严重影响”，“睡眠不好、心脏不好”。
2007 年3月16日朱桂芹三年劳教期满解教，因其在所内受伤致病，劳教所和抚顺当地派出所担心家属不肯接收，将其带至长春街道安居社区强行丢下。不通知其家属亦不告知社区工作人员，开车跑掉，导致精神不正常的朱桂芹打砸社区电脑和玻璃门窗。安居社区为这一事件出具的证明称，社区蒙受损失7000元，在没有交接手续的情况下，出于人道被迫于第二天出资将朱桂芹送至精神病院治疗。朱桂芹住院治疗七个月，2007年6月6日，抚顺市第五人民医院对朱做出“创伤后应急障碍”的诊断书。2010年，朱桂芝因替妹妹奔走上访，又被送进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羁押一年半。
盖凤珍回忆，她2008年4月16日至19日被束缚在死人床上，脖子、胸部、腰部、大腿、小腿、脚脖被捆绑七道布索。梅秋玉的记忆中索扣也是七道，她说，索扣是带弹簧的，能拉伸。由于大便口是方型的，边缘铁棱粗糙，会硌烂腰部和背部，导致阴道感染。朱桂芹曾在“死人床”上被缚了十天，上身衣服露到腰，下身裤子被剪破裸露到膝盖以下，双脚八字形扣住两边床脚，每隔24小时灌食或鼻饲一次。
灌食之时，使用妇产手术用的子宫口扩张器撑开绝食者嘴巴。灌食完毕后，扩张器仍然留在口腔里。经过灌食，盖凤珍的牙齿全部松动，龇牙咧嘴，并落下了胃出血的病症，以后在小号里吐血。有两个值班队长不忍目睹，说干不了灌食的事，要求改上白班。
赵敏由于要求看病被拒绝，2008年9月2日开始绝食，到第四天被弄上“死人床”灌食。赵敏不肯张嘴，被两男两女持扩宫器硬摁，又用抹布塞牙齿，使牙齿松动，导致灌食时门牙脱落，哽住了喉管，险些窒息。至今赵敏的门牙仍旧缺一颗，其他牙齿也整体松动，那颗被塞落的牙齿被她作为物证保留下来。
赵敏就她在“老虎凳”“死人床”上的遭遇向驻所检察室提起了申诉，城郊检察院姚科长组织了调查取证。他对LENS记者称，强行灌食导致赵敏牙齿脱落的情节确实存在，赵敏腿上也确实有伤，劳教所上级机关应当认定并作出处理决定。由于灌食的目的是维持生命，并非故意打掉门牙，检察机关也不好以虐待罪立案起诉。
对于劳教人员举报的“老虎凳”“死人床”等刑具，姚科长说相隔时间长，这些东西没有找到。监控录像只有三天到一星期，看不到当时的情形。劳教人员的说法则是，劳教所藏起了这些东西。检察院来取证时，要求提出举报的劳教人员提供这些物证。肖溪则对LENS记者证实，“老虎凳”和“死人床”都是劳教所里使用的器具，前者本是专用于特殊群体的，以后被用在普教身上。后者则是应付犯人绝食的装置。
肖溪说，近几年来，在“维稳”名义下大批上访者被送进劳教所，劳教所的压力空前增大，成为干警和劳教人员冲突的主要原因，“他们不承认罪错、不劳动，我们左右为难”。
在上访人员看来，她们的处境相比起“普教”来还好一些，院方多少会有所顾忌。普教人员除了超时劳动、“卡齐”、抄作业之外，还要承受干警和“四防”时常的体罚。在刘华和陆秀娟《上访日记》中，有多处盗窃、卖淫、传销等劳教人员因为完不成任务或生活细故被殴打的情节，其中称一个卖淫劳教人员王素芝被带班人员按头打成精神错乱，盗窃劳教人员温暖更是因劳动不合格而被打得臂青面黑。照料朱桂芹的普教人员林景云也在抚顺市148法律所的调查笔录中作证，她本人挨过两次打，“这里的管教都狠”。
在女子劳教所警卫室的墙上，端端正正张贴着中共的《司法部劳教局关于加强劳动教养警察文明执法的若干规定》，但教养人员看不到这一纸公文。
中共盗取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谋取暴利
虽然该文揭示了马三家部分的黑幕，但中共当局有意掩盖了中共的更大罪恶。过去十几年来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实际上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标志之一，以残酷迫害法轮功而臭名昭著。迫害之初，多地的劳教所因为转化效果不彰，纷纷到马三家获取迫害法轮功的“经验”。
据海外人权组织报导，2000年10月，中共前政法委书记罗干在马三家劳教所蹲点之际，马三家劳教所的恶警，将18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任他们强奸，导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余者致残。此事件在国际媒体曝光后引起震惊。
随着王立军事件的爆发，薄熙来政变的流产、中共政法委的降级，江系此前把持的第二权力中心“610”、政法委的黑幕不断曝光。薄熙来本人也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薄熙来任职辽宁期间，辽宁省内多所劳教所，如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大北监狱、张士教养院、龙山教养院、大连教养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极其残酷。
此外，王立军事件也进一步曝光了中共最大的罪恶——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曾被马三家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披露，里面的法轮功学员曾被集体验血，但并不告知化验结果，并质疑劳教所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
2013年3月28日，一场以“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为主题的研讨会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举行。当天的活动吸引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UPMC）下的STI器官移植研究所的肝脏移植和手术科主任、肾脏移植副教授、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和众多专家参加。很多移植界权威和医学专家纷纷表示，要将中共令人发指的罪行，向器官移植研究医学院的同事们通报，并重新检讨对中共的器官移植培训的政策。
《血腥的活摘器官》作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从加拿大专程到美国匹兹堡来参加当天的研讨会，他解释自己进行独立调查的方式，“我们以需要器官的患者身份给医院打电话，有电话录音，医院管理人员没有否认他们有健康的法轮功器官……为了证明结论，我们排查所有证据，有证明活摘的证据，也有反面否认的线索。所有各种证据叠加在一起显示，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真实存在，这使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
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发言人Damon Noto医生表示，2010年3月，中共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会议上表示，从2008年-2009年，中国每年完成1万例器官移植，2008年，肾脏移植为6274例，2009年为6485例；2008年，肝脏移植为2334例，2009年为2181例。此外，他表示，超过90% 的器官来自死刑犯。
另据追查国际2012年公布的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证据显示，与王立军合作的移植医生承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同时根据对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的初步的调查，收到来自大陆多个省市的大量举报和证据，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的至少有如下23个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州、广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此处仅列出典型案例。这几个医院都表示能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追查国际保留有更多相关案例的证据。
（责任编辑：林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