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7月01日讯】
宋朝的美好时代
武大郎靠卖烧饼就能拥有两层临街住宅，令人羡慕。宋元符元年朝廷颁布居养法，规定对鳏寡老人、残疾人等不能自理者月给米豆、病者药之、死者葬之，一切免费。并设不同保障机构，如收容乞丐的居养所；治病的安济坊。死后，朝廷请僧人超度亡灵。这些福利每年需五百万贯全由朝廷承担。
恩将仇报
1907年，张之洞耗白银二万余两，在家乡河北南皮兴建新式学校，命名“慈恩学堂”。52年更名为南皮一中。66年文革，南皮一中造反派批斗张之洞后代、焚烧张家书画之余，决定刨张之洞坟墓，张氏遗体完好，合葬者三，造反派开棺倾尸，暴于野外数十日，不知所终。2007年其骸骨才由张氏后人寻回。
航空烈士公墓
1932年国民政府于南京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淞沪战役牺牲之空军烈士安葬。37年日寇占领南京，烈士墓被毁。46年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重修烈士幕，将八年抗战牺牲之空军烈士迁葬于此。66年文革，红卫兵再将烈士墓捣毁，其彻底程度更甚日寇，烈士骸骨尽失，以至重修之墓皆为衣冠塚。
哪个公社的
安徽全椒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乡。1959年当地修建了吴敬梓纪念馆。1966年文革“破四旧”，吴敬梓因“为封建文人树碑立传”而遭批判，纪念馆被当做是 “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拆毁。后有来访者欲访问吴敬梓旧居，向县领导打听地址，该领导竟然反问道：“吴敬梓？哪个公社的？”
陈独秀晚年反思
“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1940年《给西流的信》
柳堡的故事
柳堡镇，位于江苏宝应，因为电影《柳堡的故事》闻名全国，一曲“九九艳阳天”传唱大江南北。三年大饥荒期间，一个小小的柳堡人民公社就饿死了414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5，超过了当地死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人数的总和。
高邮事件
1959年已饿死16000多人的江苏高邮县，还要在4月初召开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办好食堂现场会”，研究如何推广大食堂，两任反对错误做法的县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批判，结果1960年和1961年又相继饿死了2万人。高邮县共饿死3.7万多人，其中1.7万多是儿童。（《高邮县志》）
缅共贩毒
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据记载至缅共瓦解的1989年，除党“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苏联集体化灾难
1928年—1931年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至少有500万富农被镇压，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全部被消灭；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有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放；1932年—1933年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中，乌克兰死亡500万人，北高加索死亡100万人。—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
结亲政策
“结亲政策”是苏联控制蒙古的一种有效手段。最为典型的是党的第一书记兼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泽登巴尔娶来的苏联夫人，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费拉托娃。“入室”之后，对泽登巴尔的一言一行，有无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蒙古高层中娶苏联人为妻的，还有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中央书记贡布扎布，部长会议副主席索德诺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据说达到15%—20%之多。这些苏联“夫人”嫁给蒙古官员之后，仍然保留苏联国籍，按规定都要按时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去“谈话”。“妻尊夫贵”，娶了苏联人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断提拔。——原中国驻蒙古临时代办孙一先
三区叛乱
1943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第一个叛乱组织成立，名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1944年，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帮助下，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爆发的叛乱，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以“杀回灭汉”为口号，四处残杀汉族和回族人，张治中曾记述道：“三区汉人被杀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了老弱妇孺数十人，青壮年都被杀光了”。1945年1月，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并宣布脱离中华民国，1949年叛乱军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此次叛乱事件，毛泽东称其为“三区革命”，称赞道：“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新疆牵制了近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伊犁在1944年11月12日成立了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令人不安的是临时政府自称为“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如今伊犁的革命者打起这个旗号，使我感到情况也许很复杂。记得有一次苏联驻乌鲁木齐的副总领事叶甫塞也夫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那里还坐着一位我不认识的苏联人，那人站起来同我寒暄，忽然问道：“伊犁革命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坚决支持伊犁革命的，但是他们脱离中国，成立独立国家，我不同意。”那人没有肯定或否定我的观点。当时我感觉到：三区的武装斗争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无可怀疑的。——《包尔汉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