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5月23日讯】唐朝名臣魏徵等人遵照唐王御旨，奉命编修《群书治要》，其中就多次提到“士农工商”的合理排序，不仅适合人类生存，也包涵着深刻的治国智慧。唐太宗鉴于历史，借鉴古时“士农工商”的正确排序，制定的经济思想，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
古代“士农工商”的排序，非常有规律。在古代重德的社会，“士”作为有道德的读书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国家尚德，有德者居于高位，上下一心国风良正，这就是国家正常运转的好现象；如果有德者居于社会的低下位置，国风奸佞这就是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因德是保障社稷坚固的根本，能衍生出方方面面的优良国策，有德行的士从事适当的管理，就会使“农工商”合理的发展，因此“士”在第一位。其次，为了保障人的生存，就要重视农业耕种，“农”之所以要大于“工”和“商”，因为人可以不要“工”生产的产品，也可以不要“商”的商品，但是不能不要“农”生产的产品，何况农业基于大自然，带有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特性，因此“农”在第二位。由于手工业所制造的器具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工”在第三位。古时认为商业是“众利之所充，积伪之所生”的根源，所以把“商”放在最后。
魏徵等人总结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的教训后，主张将农业视为治国之本，对于手工业者制造的器物要以实用为原则，商人流通的货物则以百姓所需物品为主，反对制造奇技淫巧、崇尚奢侈的风气。唐太宗通览《群书治要》，看到其中所述：“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的话，为了社稷百姓的长治久安，唐太宗力行均田，劝课农桑，勤俭约束去除淫奢、为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开垦蛮荒。为后世留下“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的千古美谈。
唐太宗为了劝课农桑，恢复了东晋以后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籍田仪式，并亲自在郊外主持祭祀仪式。据《旧唐书．礼义志》记载：“太宗贞观二年正月，亲祭先农（祭祀神农），躬御耒，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唐太宗的经济政策，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时至贞观中后期，大唐出现了“天下大稔，流归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贲粮”的盛世景象。
在《群书治要．管子》中讲到：“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商人入朝握权掌权，财货就会流向上层。“商贾在朝”就容易形成两个弊端，一是官商勾结，二是官员从商。从而导致社会财富聚集到一小部分人手中，社稷腐败也因此而生。如果大力发展商业，就势必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促使社会风气转向骄奢淫逸，这对社稷的长治久安并没有益处。古代先贤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并没有过度主张发展商业。尽管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中原大地的经济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或许尚德的国风、士风、民风大力保障着经济的繁庶稳定。
唐太宗也正是看到“士农工商”的正确排序，含有的智慧和理性，因此主政并没有大力推动发展商业，而是以农为本，以民为贵，以民为先的经济思想，缔下的盛世辉煌，今天看来也令众多的经济著作难以望其项背。可见，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并不落后，反而包涵着极高的治国智慧。因为古人尚德，人的欲望就会得到节制，从而保障自然环境不会污染，自然资源不会过度开发枯竭。
而在以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人的贪欲在洪流的冲击下，就会不断的放大。在拜金的现实，追名逐利的世风中，焦躁的思想控制人，不愿意思考人类的未来何去何从。更在欲望的驱使膨胀下，不愿意静下心来反观现实，欲望的可怕。人为了贪欲、利益可以无恶不做，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滥采滥伐，疯狂的掠夺导致环境污染恶变，人才意识到要注意环保。而几千年的古人提出的经济思想，“士农工商”的正确排序，就已经超前的解决了人类如何在地球上，长久的繁衍生存下去的重要问题，现在看来非常的有智慧，既解决了生存的温饱，又防范了环保问题，还未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片大好河山，生生不息。
对比古今，真的发现中国古人的良苦用心、富有远见，他们站在“德”的至高点，洞穿适合人类生存的规律，为后世子孙的长久发展，保存了可以借鉴的更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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