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9月25日讯】 我叫余骏驰，1930年生于中国著名侨乡广东开平，1978年携家眷来到美国，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从口袋里只有90美元开始，一家人勤劳打拼，到后来住上漂亮的洋房，两个孩子还在知名学府学有所成。在别人眼里，我们早早就实现了“美国梦”。
其实，我自己一直有两个愿望。今年夏天我的小儿子结婚，完成了我的第一个愿望。“这是个好兆头”，很多朋友都说，我的第二个愿望也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
“镇反”惊魂
我八岁就失去了父亲，童年很苦。由于父亲留下来的财产被亲邻抢夺一空，幼小的我只能扛着耙犁农具，赶着老水牛，随母亲去田里耕作，有时还要背着小妹挑肥料下地种苗，我这个全乡最勤奋聪明的学童，就这样成为全乡最幼小的农夫。
那时，我总嫌日子过得太苦，但是未曾想到，和以后的经历比起来，实在算不上什么。
1949年深秋，一夜之间像变了天，鞭炮声连绵不断，扭秧歌声音震耳欲聋——“解放”了？！那时我还是个在家乡务农的小伙子，对此还真有点莫名其妙呢。
到第二年秋天，我从南方日报上看到广州在招收铁路工人，我当即报名。也许因为我的“贫农”身份，不几天就被录取，我一个农民头次来到大城市，感到前所未有的高兴，一心只想多干活。
三年后，我被调到广州南站去，放下司炉工的火钩火铲拿起了钢笔和算盘，不到三年又要调我去技术室当技术员。
那时候全国正在“镇压反革命”。记得广州街头两边的电线杆上，经常挂满了男女老少“反革命”的尸体。我们每天在姿态各异的尸体旁边走过，真是心惊胆颤。后来，我有好几次被拉去看枪毙“反革命”，不看还不行，人站在那里，腿都是软的。
我身边一个个老司机、站长、工程师和主任等等，他们白天战战兢兢工作，经常一夜之间就再也看不见来上班了。听说他们都是晚上被突然从家里拉走的，有的被枪毙，有的做了牢。这让我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不寒而栗。我不敢说，也不敢问，默默看着，那恐怖真是无法形容。
敬酒与罚酒
又过了五年，铁路局机关来人，指名要我上调到局机关计划统计处去当统计员。后来又当指导员和监察员等职，“组织”上还好几次要我写入党申请，大概是“重点培养”的意思吧。
我诚惶诚恐，觉得“入党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可自己原是一个乡下的孤儿，又没有别人那么高的文化，能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爬上一名铁路局机关的好干部已经心满意足了，要我入党真不敢当。
不想，我的婉言相拒在上司眼里简直就是“给脸不要脸”，认定我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因此给自己招来了大祸，眼看着春风得意、蒸蒸日上的“前程”就这么毁了。
我马上从一个好干部变成了问题员工，从监察员被拉下来当了统计员，工资从108元被降为每月76元。“你哥在美国拿枪，你知道吗？”面对“组织”气势汹汹的责问，我哭笑不得，其实我哥当时在美国做清洁，拿着扫把扫地。
我成了“美帝特务”
为了把我打成美帝特务，“组织”上真是不择手段。
先是机关的党总支书记，局长太太，从延安出来的，非常会整人。她事先写好了一份坦白书，拉我进小房子，告诉我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了。我看了坦白书的内容说，“真是岂有此理！不是我的东西，居然让我签字”。她见我也不是一个好惹的，反倒害怕了，赶快把坦白书收回。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在党支部书记随后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处长先不说话，阴森森地，故意把目光对准了我，让所有人的目光也集中到我身上来。接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有人在深更半夜里还在按他的电钮，滴滴答答的，你们看，也可想而知他是在干什么的了”。
我心里很紧张，知道在说我，我是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我还是强作镇定，端坐在那里，于是他当天晚上没有得逞。我心里明白，被当成特务是一件迟早的事了。
果然，我没多久就被下放到粤北的干部学校劳动，别的干部一般一年后恢复原位原职，而我和一些少数干部被留在那里两年。
美国母鸡一天能生几个蛋？
我是三十岁结婚的，婚后生了两个儿子。在干校，连上母亲一家五口只有我的26斤粮票来供养，四口都是市里的黑人黑户。孩子每走出门外就被邻居的孩子们讥笑，只能躲到祖母的裤下痛哭。
不久我又被处理到铁路中学当臭老九，教初中英语。但这个教师职位只是摆设而已，还是以种田为主，学生经常在我家窗外喊：“不学abc，照样闹革命”。
1972年，趁着尼克松访华，在美国的哥哥想办法和我联系上，劝我冒险申请赴美。岂料带来的是更大的歧视，我本来就是“阶级敌人”，美苏特务的名字就叫得更响了。邻居党员竟在半夜敲门入我家巡查，连床底也要用手电筒照过才离开。
直到1978年，在一个晚上的教职员大会上，校领导突然笑着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母鸡一天怎么能生两个鸡蛋的？我呆坐在那里，心想，是不是又要整我来了？但是看到大家都表现很诚意的鼓掌，我就开口说，“没有这样的事吧？我是第一次听说”，真是来了一个大突变。
那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校领导上门来说，接到上级通知，你们全家都被批准出国了。临行前，学校为我开了一个告别会，还专门找我谈话，要我到美国多说祖国的好处。第二天早上，上千师生在火车站已经被集中好，拉着横幅，欢送我这个老反动派到美国去。
我的第二个愿望
九十年代，孩子们都大学毕业了，他们从中文报纸上得知，北京已经有了电子城，“中国的好莱坞”也已经建成了，向我提出要回祖国帮助设计卫星上天。
我劝他们别轻信那些宣传。他们批评我说，难道报纸也能造假吗？争执不下，我说，百闻不如一见，就让我们回去一起专访吧。
我拿出当时仅存的万余元，并让全家都请了长假回国看看。我们直奔北京，按图索骥，驱车赶往“电子城”。那里原来是个破旧的小店，门上挂着一块破旧的帆布，上面写着“电子城”三个大字，屋里面的桌子上摆着三台破旧的电视机，儿子们见了摇摇头就走了。
后来我们又到无锡去，问了半天路找到一个山沟，那里有几间木房子和河里的两只木船。孩子们赶紧告别“中国好莱坞”，说：“快走吧，我们再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老伴常常念叨她老家的200多位亲戚，还有小时候家门口有船有鱼的那条小河。她抱怨说，这么好的地方，后来建了一条大堤，水也干枯了，鱼儿也不见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我知道她的心思，谁不想看见一个山青水美、人畜兴旺的家乡？但是我们的家乡实在是被共产党搞得太不像样子啦。
有生之年，能亲眼看见一个没有中共的祖国，是我的第二个愿望。
责任编辑：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