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1月24日讯】这两天，中国大陆的舆论界掀起了一场针对“大熊猫研究繁育基地该不该外迁”之争。乍听到“大熊猫研究繁育基地”，相信很多人会感到陌生。在模糊的印象中，人们或许会想起，大熊猫一般聚集在四川；具体的也能说出“成都”、“雅安”等地名。事实上，人们所知道的位于四川的“大熊猫研究繁育基地”，大部分所指的是“大熊猫栖息地”，也可理解为是大熊猫繁衍生息的“原产地”。
对此，百度百科给出了更为详尽的解释，即“‘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由世界第一只大熊猫发现地——宝兴县和四川省境内的卧龙自然保护区等7处自然保护区以及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等9处风景名胜区组成，涵盖成都、雅安、阿坝和甘孜这4市（州）的12个县；这里保存的野生大熊猫占全世界的30%以上，是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由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第三纪的热带雨林相似，因此2006年7月12日被评为了“世界自然遗产”。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熊猫在此聚居的状态，都足以表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最适合大熊猫生活、繁衍的惟一、首选之地。若说要将这种经年历久、天然形成的环境外迁，想必不少人都会跳出来反对，说严重点儿，“这不是在搞人为破坏吗”？但就是这种在大多数人看来极为不靠谱的想法，国家林业局的领导们却要力排众议、一意孤行。
2016年，国家林业局与上海地方政府共同打造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就是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结果。也就是说，所谓的“基地外迁”其实就是在其它地方凭空建造一个能让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新环境，然后将“原产地”的大熊猫迁出。一个是自然天成、并在此处发现了第一只大熊猫的原生态栖息地，一个是为了供人观赏、对公众开展教育，并对大熊猫进行科研的人造园区，到底哪一个更适合大熊猫的生长，答案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更为不幸的是，为官方的一意孤行付出惨痛代价的，恰恰是生活在这种人造园区中的好几只无辜、鲜活的生命。就在几天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公告称，“在上海野生动物园进行人工饲养的大熊猫‘帼帼’和‘花生’母女先后因病救治无效死亡”。此外还有网友报料，上海野生动物园此前也养死了多只大熊猫，“分别为1998年8月18日出生的‘国庆’、‘云汇’以及‘帼帼’的儿子‘安安’，均采取隐瞒不报的方式”。
尽管好端端的大熊猫就这样活活被养死了，但领导们似乎并没有反省之意，仍理直气壮的宣称，“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大熊猫保护方面取得的显着成就，决定依托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再建三个大熊猫保护基地。颇为讽刺是，该研究中心还在其官方微博中特别强调，“饲养和繁殖了很多大熊猫的成都，其纬度与上海非常接近，气候也有相似之处”；“大熊猫的食物——竹子在成都地区和上海地区的资源都非常丰富”。也就是说，领导们认为，上海与四川一样，也很适合大熊猫繁衍生息。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环境类似、条件具备，都能把大熊猫活活养死，那么上海之外的经济发达地区是否又能比得过上海呢？
这种关乎生命的决定，官方竟是如此的“想一出是一出”。其实，从“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被安放在野生动物园之内以及将该中心作为“大熊猫观赏展区”的决定中，我们显然能发现，无论是外迁基地，还是外迁大熊猫，其根本目地无外乎“谋利”二字。
事实上，中共官方政府将“国宝”大熊猫当作牟利工具的冷血行为并非始于此时。长久以来，中共的“熊猫外交”策略就一直饱受国际社会的诟病。有媒体报导，“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不断的被中共怀着政治和经济目地赠送或者租借给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有资料显示，“在1982年前，纯以政治性赠送的模式”，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世界动物保护组织的担忧和反对，中共不再把大熊猫称为礼物，而是改为租借形式，通常租期十年”；此外，“大熊猫的租借费用不等，欧美国家为每对熊猫一年100万美元，而在泰国，租借费用仅为27万美元”。
不难想像，在中国国内都会对陌生环境有不良反应的大熊猫，如果去了其它国家，是否又能很好的适应？尽管是动物，那也是会对外界有所感触的鲜活生命，然而在中共官方的眼里，却似乎不必有所顾忌。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鲜活的生命，在其看来，只要能从中获得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利益，都可以拿来当作工具、加以利用。而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无论是死是活，都不会令其动容、怜惜。在这种残忍与冷酷的对待之下，“国宝”大熊猫或有一天会在中国绝迹，也是未为可知的。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