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阳光洒落，缪光谦正细心的为妻子修剪一縒歧出的头发。两人岁数都已近古稀，却都仍很健康，生活从容自在。洛杉矶自宅中有一架钢琴，书桌上摆了各式杂志、报纸，很难想像，这对老夫妻在中国走过什么样的岁月，曾吃过多少苦头。
铁路上的人肉盾牌
1948年11月底，当时就读北平男六中的缪光谦开始觉得城市的气氛不对劲了，他从广播听到了许多关于徐蚌会战 (中共称为淮海战役)的情况，渐渐发现事情不如原先预期的乐观。1949年1月，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和平协定，25万中华民国守军投降；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北平市，宣告“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9月27日，北平市改称北京市，北平市走入历史，再也不平静。
缪光谦的父亲在铁道上工作，他常听南来北往的列车员述说各地发生的战事，他回忆当时的火车上都有“枪眼”，为了保护铁路安全，避免遇到土匪或共军。但铁道上的工作人员告诉少年缪光谦，八路军把老百姓当“肉盾”，火车靠站，共军用人挡住去路，国民党士兵一开始不开枪，但躲在后面的共军就开始射击，国民党军若回击就会射伤无辜百姓，不回击就是坐以待毙。两军交锋，铁路上的人肉盾牌成为少年年过花甲，满头白发还不能忘却的记忆。
缪光谦说，后来傅作义投降，国民党军队撤到城里，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军就住进我家院子里来了。他说：“他们表面上都挺好，会帮忙打扫院子、挑水，但我们家原先有三间房，被迫变成了一间房。”
缪光谦向同住一个大院的士兵询问两军交战的情形，一个共产党员得意的告诉他，当时共军攻城，用的是“人海战术”。他们将那些军衣都没有穿过的“人民”送上前线，国民党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软填充弹药时，共军就开始进攻，一条壕沟里就横着上百具尸体。“人民”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尸体逐渐填满壕沟，正规的解放军就踩着“人民”的尸体前进，“人民”成了填充外壕，堵塞枪眼的牺牲品。
“所以共产党说它为‘人民’服务，我一点也不相信。”铁路上的人肉盾牌成为缪光谦对共产党挥之不去的印象，他说：“共产党用死人把战壕填平了，还将这种行为美化为堵枪眼的英雄。”
只有一种声音：南下工作团
尽管北京躲过了战争肆虐，但缪光谦发现自己不能再随意说话了，他敏感的察觉当时北京城里特务特别多。他说：“你在电车上讲话就会被跟踪、捉到警察局。若说错话，马上就有人上门来找你。” 逐渐的，男六中里面那些曾参加国民党的老师都不见了，一部分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老师都去了“南下工作团”，或是“被失踪”，从此渺无音讯。
男六中前身为1923年蔡元培等人创立的私立华北中学。1940年，当局改“私立华北中学”为“市立第六中学”，因只收男生，遂此成为“男六中”。这所学校有优良的办学传统，教师多半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人都是真正“自愿”前往南下工作。
缪光谦回忆：“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情绪，环境压力逼得你不得不去。”因为学校“开会”要老师们坦白从宽， 从那个时候开始，教师、学生就开始填表、开会、批斗，共产党干部的地下工作发展的很快，从此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平津两市近万名青年师生，成为光荣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团员。
缪光谦当时升上高中，但坚决不参军，因为他知道共产党军队运用人海战术，从不把人当人看。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样的决定使厄运已悄悄降临到自己身上。
劳教：白做三年，再做三年
1952年，缪光谦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被分到制片厂工作。但1955年，共产党大闹“诉清反革命”，他遭同学污陷，连斗带打，虽然后来证明只是诬告，但缪光谦被调离单位，改到中国电影出版社当编辑。
1957年民主党派整风，单位要求所有人给共产党提意见。缪光谦说：“你不说还不行，每个人都要提。党的书记会先说共产党不好，引蛇出洞，后来说的就倒楣了。”尽管明知道共产党是“一言”堂，会铲除所有的“异言”，但迫于形势，缪光谦据实交了材料。1958年初，干部要缪光谦打包行李，他被划为右派。
缪光谦表示一开始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当时“劳动教养”的惩罚没有经过正式的审讯，更别说上法院判刑之类的。大致右派劳教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戴帽”，保留公职；第二级是降职降薪；最次的就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没有薪水，他被分配为最惨的那一级。
就这样无预警的，缪光谦被带到北京东单分局按手印，然后二三十人被拉到北京监狱。之后缪光谦就被关进一个二十平方呎的狭小牢房，屋里只有个尿桶，四十多个人挤在里面，平均一个人只有30公分左右的空间，晚上每个人都得侧着睡。他回忆，白天学习监狱守则，然后“难友”们要互相检举，每天自我检讨，缪光谦说：“环境逼着你认罪，自我认错，监狱警察会叫几个真的罪犯来打右派，他们自己不动手，让别人打。”
兴凯湖垦荒
在北京监狱里待了一阵子之后，缪光迁就被送上开往东北的火车。他们搭乘了三天三夜才到了黑龙江省，他被送往密山县，在“兴凯湖”劳改场工作。他依稀记得到达那天是2月8号，湖面结冰，大卡车拉了人到了农场，烟尘滚滚离去。
1951年镇反、1955年肃反、1957年反右，57到58年之间的第二次肃反，全国抓了成百、上千万的人，监狱里装不下，毛泽东就从苏联引进了“劳教”（劳动、教育和培养）制度，再改良发明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两种不同制度。
缪光谦被判的“劳教”是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院对疑犯进行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刑满获释也不一定可已离开，很多人被就地编户、留场就业。
兴凯湖垦荒不是一个“苦”字可形容，当时所谓的“右派”们就在扑了稻草的帐篷里过夜，冷风萧瑟，每个人都冻得没有知觉。白天要在农场的沼泽地上挖沟，每隔五十米挖一条排水沟，之后再凿打冻土层，这些几乎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份子在天寒地冻中无偿劳动，个中滋味岂又是言语能形容？
今日中国的“北大仓”就是大量像缪光谦这样无辜的右派知识分子和知青们垦荒辟成。
缪光谦就这样在兴凯湖待了三年。1961年，赫鲁雪夫报告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中、俄两国正式翻脸，农场里不少右派见势越过兴凯湖，逃到俄罗斯。缪光谦回忆，因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学习俄文，中共为了避免知识分子逃逸，将决定将所有右派都调离兴凯湖农场，他也被送走了。
我宁愿当劳改犯
缪光谦说：“那时我真宁愿被判劳改。”他解释，虽然“劳教”没有刑事徒刑，但“劳改”入狱的最低年期，比劳教年期更短，且入狱可在居住地执行，但劳教至少被判一年，绝大部分的人都分送往偏远的劳教所执行，没有节假日、没有工资。
离开兴凯湖后，缪光谦被转移到秦皇岛附近的清河农场，但大部分的人都称那为“茶淀”农场。右派劳教有工资，但却连吃饭都不够。而那些真正的罪犯、或劳改犯工作没钱可领，但至少管衣食，就算是两片叶子泡汤和硬梆梆、灰仆仆的馍或窝窝头，也能温饱。
但劳教犯的三餐却得自己付钱，他们日夜从事大量劳动，要买些吃的、补点油水，否则根本难以维持体力，大部分人都是靠亲友资助才有机会饱餐一顿。缪光谦被判劳教时并没有确定年限，他在兴凯湖待了三年，但共产党干部说那段时间不算，重新劳教定期，他白做三年，再做三年。他说：“一个月工资12元，不发衣服，连吃饭都不够。”
缪光谦在劳教农场里曾遇过一位北京市中级法院院长，这名院长被打成右派，送到茶淀农场再教育，许多曾被其判刑的诈骗犯也在茶淀农场里劳动，他的处境艰难可想而知。后来这位院长几经波折，终于被调到图书馆当管理员，情况才稍微好转些。
尽管是在农场工作，但在茶淀还是饿死了很多人。这种每日吃着炊事员用“增量法”使玉米粉多吸收水分，让窝窝头个头变大、重量增加的饥饿状态一直到了1963年饥荒好转才结束，但那段日子始终让缪光迁余悸犹存。◇(待续)
责任编辑：何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