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8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新安采访报导）从“六四”到维权运动，中国大陆人的抗争往往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但公民抗争的精神却影响深远。一名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抗争者说，他们的抗争是“六四”的延续；大陆同胞则表示，民间不同诉求的人们要联合起来，形成像香港那样的抗争模式。
近日，一封《香港抗争者致内地同胞书》在网络热传。一名香港抗争者在信中告白，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是“一场由一群勇敢、正直和善良的内地同胞，在三十年前于天安门广场外，所遗下的悔恨、鲜血与泪水中，所灌溉而成的抗争”。
信中说，三十年前的那一幕，“至今仍在香港人之中，在我们抗争者之中广为流传”。“香港人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那一夜，就从来未曾与内地同胞割离。”
信中揭示了在中共极权统治下，关于反送中运动的谎言，和香港体制中的堕落与腐朽。在这场强弱悬殊至极的抗争中，他们依然要站出来，希望与内地同胞“能够在真正自由的中华国度中相拥、再会”。
这个夏天，香港人的抗争也极大地鼓舞了大陆的民心。
知情人日前向大纪元发来了关于“福州鞭炮案”的最新情况，揭示出维权者受到当局打压是因为他们的公民意识乃至政治诉求。
2018年9月12日，“福州小709案”（十四人获刑）中的严兴声二年刑满出狱，福州三十多名维权公民前去迎接，他们带着鲜花，在福州第一看守所门口放了鞭炮。却遭福州警方围堵抓捕，林应强、何宗旺、唐兆星、林兰英四人被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逮捕。
唐兆星表示，整个事情完全就是警察打击他们维权，他们不犯法。
有知情人说，福州维权人士唐兆星曾多次被关进监狱。如果在外面，他每年都会去林昭墓，也参加64举牌。平时他收留来自各地的访民，为他们提供吃住。
唐兆星家住福州仓山区，1958年生，2006年因家人遗产的问题，遭法院枉法判决后，开始参与维权。2008年1月他被当局劳教一年，曾委托福建赤脚律师纪斯尊为代理人；2011年底，唐兆星遭软禁不能出门时，纪斯尊也帮助他维权。
纪斯尊2016年因协助访民组织示威活动、声援香港雨伞运动，被判刑四年半。2019年4月底刑满出狱后被送进医院重症监护室，当局一直严防外界和他接触。纪斯尊于7月10日因患肠癌病逝，享年71岁。
2013年11月，唐兆星与十多名访民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前呼吁当局关注民生，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二年六个月（与林应强等四人同案）。
2018年7月，唐兆星与各地维权人士前往武汉中院申请秦永敏案旁听。政治异议人士秦永敏被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此前他已经被关了25年，刑期加起来超过35年，被称为“中国的曼德拉”。
大陆人的抗争从未停息
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人士对大纪元表示，中国访民保守估计有3千万，“目前大陆的维权群体基本上还处于各种维权议题，比如说下岗职工、计生受害者、P2P受害者，各自抱团抗争的阶段。未来他们的出路是在各地域把各种不同诉求的人们联合起来，成为云组织化的抗争模式，类似今天的香港。”
香港人的抗争风起云涌，而大陆人的抗争也从未止息。维权人士说，这是因为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和对自由的渴望。
他表示，人们之所以要反抗极权，是因为极权对于人类自由和尊严无休止的践踏。他说，“维权者之所以能够团结起来，是因为这一群人相较于其他人有更强烈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因此对历史事件有更深刻的记忆，也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和承担风险去帮助别人。”
他表示，中共对民间运动的镇压一贯是非常残酷的。中共对于民间一切有可能形成力量的领域一直在进行全面扫荡，宗教、NGO（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都是他们重点防范和控制的对象。
“诸如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基督教家庭教会这样的群体抗争仍在继续。此外，底层一些权益受到长期伤害的群体和行业也在尝试结成维权联盟，知识分子也在以读书会、论坛和文化沙龙的形式维持和扩大民间的认同和影响力。”他说。
个人维权也是有意义的
人权活动人士王清营向大纪元分析说，大陆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做任何活动很难避过共产党的监视。而香港有言论自由，可以秘密地或公开地使用海外的通讯设备、区块链技术，共产党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谁在组织，谁在发起。
他表示，国内的打压是非常残酷的。如果国内做到香港这样，早就流血了。国内稍微有一点苗头，很快就被按下去了。他知道在广州，很多人在网上发一个香港的文字就被抓了。
王清营认为，很多人为了个人权益受到损害，通过政府渠道上访。任何方式抗争都是有意义。P2P，老兵维权也受打压，几万老兵到北京， 访民往往都有几千人。
像环保、失业的抗争，往往规模更大。因为本地官员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了，所以变相默许，不会马上镇压。他们默许本地“闹事”给上面施加压力。
“在运动的过程中，它会变形，会升级。包括8964，刚开始是说反贪污，后来才有了民主的诉求。香港也是这样，一开始是反送中，没有说推翻共产党。”他说，群体运动往往有这样一个过程。
王清营说，“这一次跟历史上任何一次抗争都不一样了。”
上述维权人士也认为，当下中共执政当局借助于过往经济增长取得的社会资源，短期内对社会仍然具备强势的管控能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资源过度消耗之后，当局的管控能力会迅速下降。不能排除未来统治机构外围（诸如国企职工和底层公务员）开始参与维权运动。#
责任编辑：周仪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