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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5日讯】中国有很多问题如果只从一方面看，不容易看到症结。比如农民的负担问题，一方面，摊派给农民的苛捐杂税已经到了猛于狮虎的地步，有些地方的农民不堪忍受繁重的税费负担，被迫举事，攻击乡镇机关，甚至冲击县衙。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的县乡干部的工薪被拖欠。他们抱怨说，他们不得不在裤带上多打一个孔，才能防止裤子不因为肚子饿瘪了而掉下来。
农民负担是个政府问题
1998年新年，我回老家过年，一个当乡党委书记的表弟告诉我，他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县政府的官员说，他们过年的工资是从市里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借来的。我的老家在长江边上，不是中国最穷的地方，如果是所谓“老少边穷”地区，财政情况更糟，问题可能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负担如何能减得掉？国家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拿不到工资的县乡干部不向农民找饭吃，还能找谁去？
其实，农民负担以及农民因此与官府的对抗问题在中国不是新问题，是老问题。有多老？比老子还老。老子如果没有观察到过于庞大的政府机构对人民造成的负担，大概是不会提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的。不过，老子时代的“农民”负担，不会比秦统一中国后的农民负担重，更不会比社会主义时代的农民负担重。农民的负担和国家的大小以及政府管事多少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越大，政府管的事越多，要求农民供养的官员便越多，农民的负担便越重。秦时的国家比老子时代大，社会主义时代的政府管的事比整个王朝时代多。王朝时代一个县的主要官员就是一个县令和几个捕快，今天呢，5大班子，一个不能少。
“小国寡民”的政治智慧
从经济学上讲，一个社会供养官员的数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社会剩余产品，另一个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剩余产品决定官员人数的上限，公共职能决定官员人数的下限。如果公共职能要求的官员人数下限，超过了剩余产品所能供养的官员人数上限，便会发生下述三种情况中的一种：一，由于官员不足，不能履行公共职能；二，由于薪俸不足，官员不能有效履行职能，同时以各种不正当手段掠夺农民；三，由于政府的赋税过重，把农民的一部分必要产品（种子和农民的口粮等等）变成剩余产品，使民不聊生。一个国家越大，政府管的事越多，这三种情况就越有同时发生的可能。这就是说，不仅农民负担重，而且农民的事没人管。这正是今天中国农村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有理由认为，中国的道家学派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提出“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智慧。他们认识到，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农业社会要大幅度提高社会剩余产品是不可能的，因此，官员不可能无限制增加。防止官员数量增加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减少政府的公共职能。公共职能不减少，精简机构和人员没有用，把官员裁减到职位所要求的限度以下，就会发生社会失范或无序现象。他们意识到，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是随着管理范围的扩大而增加的，所以他们赞美小国，小国可以减少官员职位。
另外，他们还在实际上区分了绝对必要的公共职能和人为增加的公共职能。国家不管就无人管的事务，是绝对必要的公共事务，对它进行管理，就是履行绝对必要的公共职能；民间可以自己管的事务，政府也要去管，就是人为增加的公共事务，比如教农民如何种地。据文革时期的一首革命歌曲透露，毛泽东本人很热衷这类不必要的公共事务，歌中唱道：“千山那个万水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的人。春耕夏收都想到，防旱排涝挂在心”毛主席尚且如此，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们是如何干的，不问可知。“张书记来了挖河，李书记来了填河，王书记来了不知如何”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其实是扰民。无为而治，就是主张政府少管闲事，只履行绝对必要的公共职能。道家学派连大国都反对，更不要说公有制政府了。
联邦制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由此可见，减少农民负担，有许多治标的办法，但治本的办法只有两条：“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这两条其实都是联邦主义的基本原则：无为而治是自治原则，或者被称为所谓“基层原则”；小国寡民是主权分享原则。无为而治，就是要求把没有必要公有的东西还给农民；农民可以自己管的事让他们自己管；市场能干的事情，政府不要干。著名经济学家和农业问题专家周其仁最近著文指出，现在的中央政府实际上还在干着“挖河填河”的事情，粮价上涨时恢复政府统购，粮价下跌时政府补贴收购，不仅扰乱了市场信号，也增加了许多粮食官员，其费用最终都会变成农民负担。
至于“小国寡民”，当然不是主张把一个大中国分割成许多小国家，用这种办法减轻农民负担，无异于用门板压平驼背。小国寡民原则，在今天，其实是主张主权在政府间分享。由于联邦制实行逐级自治，所以在治理上，每个地方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象中国的香港和美国的各州那样；但在国家主权上，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托克维尔研究过美国的联邦制以后得出结论说：“联邦既象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象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用本文的术语说，联邦制既可以象小国寡民那样无为而治，又可以象汉唐大国那样虎视天下。
当然，农民负担也会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其实是政治负担，过去是所谓“三座大山”，今天是一座权力高塔。在美国联邦主义理论家艾拉扎看来，联邦制是“矩阵结构”而不是金字塔结构。在“矩阵”里，农民有如在池塘里一样，如鱼得水。开车到美国乡下旅行，你会看到这样的鱼群，在自己的池塘里悠游。
摘自《新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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