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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3日讯】当听到余纪忠先生因病重入院疗治的消息时，感到极大的担心，同时也带了三分哀伤。余先生年事已高，生过癌症，虽然他过去凭着坚强的斗志，康复了过来，但听中国时报的朋友声音之中充满着忧虑，感觉到情况不可乐观，我当即发电报去医院慰问，祝他早日平安出院，可惜事与愿违，第二天传来了使得许多人悲痛的讯息。
我和余先生在六十年代初便相识结交，那时我在办“明报”，一见面便言谈投机。我们工作相同，职责相同，都是报纸的创办人、投资人，并且全面负责报纸的内容和言论。“明报”规模小得多，职工人数、版面数目、销数、广告、影响力、盈利都远远及不到“中国时报”。但我们对办报的理想，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有共同的想法，我们都认为所办的报纸必须正正派派，新闻不可有丝毫偏离事实，评论必须公道诚实，要竭尽全力抵御外界的任何压力，即使牺牲自己性命、牺牲整个事业（当时我们所有的整个事业就是一张报纸），也在所不惜。这共同的信念把我们拉拢在一起。每次见面，他总是毫不吝啬的给我赞誉和勉励，当时台湾所享有的新闻自由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为了工作和言论而失却自由，受到惩罚。我总是表示，我所处的环境比他好得多，比较容易，如果再向压力低头，简直不配办报了。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心中常会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包括余先生。我会想，“这次倘若我投降妥协，余纪忠先生，还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会瞧我不起的。”余先生在无形之中，曾许多次帮了我做一个正直的报人。在他生前，我不能对他说这件事，因为朋友之道，重在互相砥砺，而对于切磋互勉的感谢，是不能宣之于口的，现在，却再也没有机会向他说了。
每次到台湾，一定去拜访他，他也一定约我餐叙。他九十岁生日那一天，我刚去台湾，就上门祝寿。他正和上门祝寿的几位亲友玩麻将娱乐。他推辞了亲友，请他夫人设宴招待，我很不好意思，告辞不果。还有一次，是在开国建会期间。会期很密，中午、晚间都有人宴请，余先生安排了早餐作会晤。我们做报纸的人，通常清晨三、四点钟才睡，次日中午才起床，早餐是向来不吃的。他这样盛意拳拳，我自然应约，他一早就到我住宿的旅馆来，等我起身。他问起早一日蒋经国先生约我见面时，我提了什么建议。这并没有秘密，我就直言说了。那时正是中共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紧张的时候，台湾方面在高呼“反攻大陆”的口号。我对蒋先生说，台湾如果真的出兵反攻大陆，对中国和对台湾都是极大的灾祸，没有成功的可能。我说我年轻识浅，不敢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但爱国之心，和蒋先生并无二致，盼望蒋先生保重健康、适当节劳，学一学诸葛亮，偏安一隅，建设台湾，发展经济和社会，千载之后，遗爱在人，不要学诸葛亮六出歧山，大耗资源和民力兵力。余先生一拍大腿，大声说：“说得好，所见略同，所见略同！”
前几年蒋纬国先生病重，我去台湾探访，又见到余先生。我对余先生说，我恳请蒋先生，一定要竭力制止台独的发生。因为宣告独立，就是正式向北京宣战。谈到这件事之时，余先生忧形于色，表示：无论如何，台湾决不能跟中共宣战打仗。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是台湾舆论的两大重镇，“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同余先生一样，也时时刻刻，以国家民族的福祉为念。两家大报虽然数十年来剧烈竞争，但两报的主持人基本信念是一致的：国家民族，重于一切。
我和余先生、王先生两位都熟识，以前常同去外国出席报界的国际会议。我跟台湾和香港报界的朋友们说，余、王二先生，就像是晋初的羊祜和陆抗，二人在业务上尽管拼斗激烈，但背后从来不说对方的坏话，一切光明正大，是君子之争。余先生常跟我讨论两报之间的分歧，他评论联合报的优点缺点，也评论中时的优点缺点，也分析两报人才的得失。我也是行家，自然知道他说得很公正而公道，双方都是知己知彼，可说势均力敌。
余先生待人亲切，对待属下同事，犹似家人。我识得中时机构的朋友极多，但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一人在背后说过半句对余先生的不满之言，甚至有人刚被余先生下调了职位，或者明显的被投闲置散，他怨言不可能没有，但对象总是另有其人，而不是余先生。
想到余先生微笑的面容，温文尔雅的表情，我写这篇短文时，眼泪不禁涔涔而下了。那一年在美国三藩市，我和妻子在街上闲逛，忽然迎面撞到余先生，真正是意外之喜。余先生从纸袋中拿出一只刚买的新皮包，一定要送给我妻子，他说这皮包设计得很好，他准备送给女儿的。我们推辞、坚决不肯要，说余小姐知道了要不开心的。余先生非要我们接受不可，连说：“朋友要紧，朋友要紧！”我们只好收了，想另外买一件礼物送给余小姐，但余先生为了办中时美国版的事，匆匆赶去纽约了。这只皮包，我妻子一直好好保存着，以纪念这份温暖的友情，现在睹物思人，我们感到很伤心，很难过。
（作者查良镛笔名金庸，为名报人，亦为华人世界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此文原载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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