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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4日】本来最近不打算写文章了。自从前不久我写了一篇《面对暴力的战栗》之后，很多人对我表述了不友好的意见，甚至在何德普先生代表中国民主党发表了对东北工运的看法，又有“朋友”打来电话，极尽谩骂之能事，最终还表示要随时“取走”我的“脑袋”。尽管我对这个“朋友”取脑袋的能力表示怀疑，但对此我仍是没有什么吝啬的，作为一个“六· 四”的参与者，这颗人头本来就已经寄存在我的脖子上时间太久，作为一个诚信的佛教徒，这颗人头更欢迎您随时取走，以便早生净土，永离娑婆。但是，我只是为这种人感到悲哀，他们颠覆他们追求的，毁灭他们希望的，出卖他们最珍贵的。
因此我几番抑制不住，还是在这六四即将到来之际，深夜提笔，重申一下我的态度：我不反对任何人，任何组织，我反对的是一切反人类的行为，和拒不认罪的暴行实施者！同时，我在这里再次告诫那些想通过暴力捞取什么好处的“流氓无产者”们，不要轻举妄动，我不仅仅是中共的敌人，同时我更是一切不公义，不道德、反人类，反人道者的敌人！毕竟，六四已经过去，新的暴行正在酝酿发生！
六四在我的人生中，是最难以抹去的一段经历，六四改变了我的一生，使我的生命从此有了意义。六四给了我太多太多，但是这代价也太重太重。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那个晚上的鲜血更哀艳，也没有什么比广场上坦克辗过的辙更深的痕迹！在整个的夜晚，暴力的幽灵肆虐在广场的上空，生命犹如秋风中飘零的花瓣，一片一片的落下……这些年对于六四的问题我思考了很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生命在暴力的祭坛上被牺牲？六四是一个悲剧，一个人类史上最大的悲剧，但是其悲剧的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也许它并不是一个暴力的结束，而是一系列暴力的开始。可能正是一个报复与反报复的，无休止的循环的开始。正像王力雄先生在小说《黄祸》中所表达的懮虑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六四中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难者，都是“暴力”的傀儡，都是“暴力”的玩偶，都是“暴力”的受害者。
我正是因为反对暴力，才反对中共，因为中共是一次暴行的实施者。但是我绝不为反对中共的暴力就反对中共的一切。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信徒，我坚信只有真理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能够战胜邪恶。面对流氓，只有警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胜利，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最好的结果也只是“黑吃黑”。中国已经吃够了流氓的苦头，我们不需要再来一个“流氓”做我们的太上皇！
我非常不明白的是这些所谓的“民运人士”们是在怎样的思考着问题，他们投身民运，口口声声高唱着自由和民主之歌，但是一旦听到不同意见，看到有人反对他们的观点，便立刻大发雷霆；他们嘴里强调自己是为了帮助人民过上自由和民主的生活而投身民运，但是却寄期望于通过一次暴力运动来达到目标，对暴力中流血牺牲颠沛流离的人民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他们口头上对自由山呼万岁，但是一旦听到有人要脱离他们的阵营便咬牙切齿，大骂叛徒、特务；他们一边痛斥中共不讲道义，玩弄狡诈，一方面却希望以自己的狡诈取而代之；他们没有时间去关注一个下岗工人的生活，没有时间看顾一下路边失去下肢的要饭老人，但却有时间为一个逃到国外的贪污犯辩护，有时间为了自己是不是“民运”XX理论的首倡人喋喋不休！
我因为六四而将在中国实现民主视为自己今生必将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六四是因为反贪污、反腐败、反专制、反独裁而爆发的一场和平爱国运动，因此我必将为实现六四的目标——使中国能够走向没有贪污腐败独裁专制，每一个公民都能够生活在没有危险，没有流血，没有贫困和饥饿的社会而奋斗。这就是我的态度：反对一切反人类行为的态度，而不管这反人类的实施主体是谁。
如果有人因此而产生烦恼，对不起，用甘地先生的一句话回答你们：
“你可以得到我的尸体，但是永远得不到我的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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