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6月24日讯】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描述了斯大林时代的特权化：“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谈起共产主义许诺的 “按需分配”，普通人可能遥不可及、望洋兴叹，但在共产高官那里，这是生活常态，更是党国制度，比如早在红色中国延安时代就时兴的特供，一直到今天仍在延续。
神秘的132号小组
毛泽东是个大烟鬼，据说在延安时每天就抽50多只烟。这个132号小组不是什么神出鬼没抗日小分队的代号，而是专门为毛特制雪茄烟的秘密团队。
四川什邡清代始以自制雪茄烟驰名。1964年，什邡卷烟厂授命为中央领导特供香烟，金坛雪茄经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供处等多个关卡到达中央领导手中，运输和警备的费用可想而知。
1971年，经过层层政审，四川师傅范国荣、刘宗贵等人被选中集中到南长街81号中南海对面的原匈牙利大使居住的二层小楼四合院，加上安保、辅工等人，组成了一个专门为首长烧制雪茄烟的132小组。制烟工序的严谨、用料的讲究、烧制人员的科研精神、安保的严密，使得132号小组可以和两弹研发小组媲美。
每年只产2000斤的烟叶种植用麻酱、香油做肥料，摘下后存3年送往北京，精挑出10斤做首长雪茄。制茄的香料用的是四川特曲酒、越南桂皮、缅甸香料，烟全部手工制作，日产仅20～30支。天价烟以每条区区9元的价格，从中央领导工资中扣除，据说毛泽东在人总行“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户头上存的稿费就达7000多万元。
一次，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抽雪茄只抽到三分之一就不抽了，132号小组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将此一事件作为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和政治事件来对待，小组思政领导危德纯亲自将毛未抽完的烟点燃反复吸，终于发现，是因为此时烟的温度过高烫手而导致首长不吸了。随后，132小组废寝忘食，改良工艺、改变流程，之后毛抽雪茄基本都抽完。
132号小组成员婚姻由党包办，常年在生产基地不接打一个电话，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为什么叫132号呢，毛抽的两头粗细一致的烟叫2号，其他首长抽的一头粗一头细的烟叫13号，合起来称132号。
为什么没有1号烟呢？中共的文人们解释说，毛是想把1号烟留给人民群众抽！多滑稽的解释，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数据，1971年，全国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为142元，月均不到12元。在文革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当毛泽东翘着二郎腿，抖动手指，弹落手中雪茄烟灰，发号施令时，全国有多少冤魂如袅袅青烟，随风而逝，消失在红卫兵小将们飞舞的狼牙棒与马鞭尽头。
特供制度化
中共窃政前的供给分配制度表面上讲绝对平均，实质上是“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等级森严。《康克清回忆录》记载，1937年，中共党内最高和最低级别之间的津贴相差数倍。到了延安时代，等级成了制度，中共《一九四二年度边区财政实行统筹统支办法》中规定，机关首长可以”每人每日除照一般规定之伙食费外增加一元”的”小灶“。《中央干部保健实施办法》中记载，40年代初，县营级以上、机关学校科级以上干部患病和身体衰弱者每月定期有2到6元保健费。这大概就是医疗特供的雏形。
1950年代，北京搞了个600亩的香山农场，专供副总理以上级别官员提供特别菜肴原料，1956年以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部队战士为建设人员的“玉泉山农场”，主种稻子、白薯和各类果树以满足中央首长的需求。
60年代初，北京东华门三十四号成了一个专向高干供应烟酒糕点糖果副食的特供点，只为副部级以上官员服务。据凤凰卫视报导，当时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共令全国各地压缩民众基本需求，全力支持北京。“三十四号供应部”如同苏共的小白桦商店，名优特品洋货应有尽有，黄花鱼一斤0.46元，篮球大的黑崩筋大西瓜八分钱一斤，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珠宝首饰等等无所不有。
中共“改革开放”后，特供制度并未消失。2017年两会期间，上海黄浦江打捞上来9460具死猪，引发公共饮用水卫生灾难，与此同时，网易爆料两会特供食品经过严格把关：所有鸡蛋通过”光检“，在流水线上翻滚数次，淘汰不新鲜和破损的，质检员最后要将自己的名字贴在鸡蛋封条上，工人在零下4度保险库里分拣蔬菜，所有食材都要保留样本······
如今，北京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生产的仍是“全中国最好的菜”，顺义李桥镇的”海关大棚“出品的是最放心的绿色食品，北京至少有13个部委有自己的绿色食品基地，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所谓特殊种植养殖基地，服务对象仍然是中共特权者们。
而普通民众呢？贵州大学24岁的大学生吴花燕，每日开销只有2元，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高只有1.35米，体重20公斤，家中还有患精神病弟弟需要照顾，2020年1月吴花燕悲惨离世。近期甘肃马拉松死亡事件中，逝者残疾冠军黄关军常年靠参赛为生，他曾经为感冒花费了119元而感到心痛。每场比赛除了玩命跑意外，食宿、路费、报名费都得自己掏，即便拿头筹奖金，也只剩下几百上千元，就是拿命换钱。
在中国，更多的民众喝的三聚氰胺奶粉和地沟油，吃的是毒大米、病猪肉和转基因食品，吸的是毒空气，打的是毒疫苗。
触目惊心的医疗特供
“看病难，看病贵”是中国人伤口上永远的痛。又是谁制造了这样的创口？
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健康产业论坛上，公开说中国每年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都是花在了党政官员身上。2006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约为7,000亿元，占GDP的5.6%。其中，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7%，约1,190亿元，这里面的80%——也就是952亿元，用在了850万党政官员身上，其他13亿人只分到20%——区区的238亿！
据党媒新华社前几年报道，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举例，有的领导仅得了一个普通感冒，就要求吃好几种药，并且要求住院输液。前几年，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就高达300万元。
曾在中国任职于某三甲医院高干病房的心血管科医生宁晓伟表示，在中国，一个高干住院，全家沾光。中共高级官员住院，百分之百全报销。有些领导会借此要求医生多开许多特殊药物，这些药物多半不适用于病人的病症，医护人员都暗自讽刺这位官老爷家里是不是开药铺的。
中共在1998年实行医保制度， 2020年底，号称13.6亿人已参保，医疗保障覆盖面95%。其中城镇职工参保达3亿多。看起来是好事，但正常社会里的任何正常的保护民生的事情，到了中共那里就变样。医保账户分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统筹基金池不受个人支配，其中有多少是用在了医疗特供上？中共2020年8月宣称近年统筹基金池紧张，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将个人账户50%资金移入统筹基金，以提高门诊报销待遇，可是按照中共的惯性，给医疗特供输血是必然的，医保领域的割韭菜在所难免。
中共与民争利，百姓因得不到医疗资源而深受伤害，全国医患关系紧张、医闹事件频发，患者或家属暴力袭击杀害医生事件不断，根本原因是中共垄断并巧取豪夺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将矛盾转嫁到医护和患者身上，新时代的群众斗群众，只不过中共更为狡猾，借助各种所谓惠民制度的屏障，远远的躲在了后面。
特供空气与特供疫苗
随着时代的变迁，特供也翻新变花样。前两年，北京的雾霾尤为严重，普通老百姓无计可施，每天早出晚归与霾共舞。但中南海的空气却是“特供”的。
2013年7月23日《中国数字时代》曾披露：“中南海建筑群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人工环境，不仅严格控制温度、湿度、气压和气流速度，还严格控制氧气、二氧化碳、氮气和负离子的含量。二氧化碳和氮气的含量如果高了，会让人不舒服。知道空气哪来的吗？直接从新西兰南岛压缩液化装罐。而中南海的特供水来自于在新西兰南岛和在挪威收集的雨水，地球两极最软、最纯洁的水。”
2020年武汉肺炎席卷全球，中共利用各种变相强制手法逼迫民众大国产疫苗，并大肆贬低和嘲讽美国辉瑞疫苗。而事实上，就如同“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一样，中共在百姓面前贬损辉瑞，背地里却搞辉瑞特供。
4月13日，辉瑞疫苗在中华区的唯一代理上海复星医药宣布，第一批美国产的辉瑞疫苗已抵达中国，并严格控制临床应用。该公司表示，2020年12月17日购买了至少1亿支辉瑞疫苗。消息很快被删除，网友们更加认为进口疫苗是特供给中共权贵们的。4月16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透露“在接种疫苗之前，有人表示能帮我搞到辉瑞的接种”，更加作证了民众对中共官僚的疫苗特供猜测。
中共不灭，特供不绝
特供是共产党政治生态特色，还原了 “为人民服务”的谎言本色。官员们从衣食住行医、旅游出国、子女教育就业经商、文艺生活（特供电影），甚至是监狱都有特需产品。
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伴舞陈爱莲此前在接受中共央视采访时说，六零年的时候，“别人都浮肿了。我吃部级特供，每月有五斤糖，五斤肉，五斤蛋，五斤豆，最高最高的补贴级别······”
据美国之音2019年1月报道，在秦城监狱服刑的周永康被关在一个独立的小院，附近有一块专属的蔬果园，周永康种菜很有一手，亲朋好友来看他时，有时会带回去周永康自己种的南瓜。此外，他还有两棵很大的核桃树和一棵柿子树。
而据六四学运领袖周封锁透露，当年他被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十几个人关在监室里坐板，头三个月，时时戴着手铐，吃的窝头里都是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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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江山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江山，而是特供的江山。中共不灭，特供不绝。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