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7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韵、林岑心采访报导）中共百年党庆前后，鼓吹要寻找“新时代的斯诺”，目的是去美化其政权，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女儿西恩（Sian Snow）近日投书媒体，指其父不会支持中共政府打压记者的政策。专家认为，中共现在想在西方社会找出有影响力的记者、被其利用，根本上是做不到了。
中共宣传部主办的英文报刊《中国日报》，于今年6月份，宣布成立“新时代斯诺工作室”，声称为了更好地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中共在延安时期，邀请外国媒体记者访华，借此作为向外发声的管道，斯诺便是其中之一。
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之后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9月抵达中国后，担任一家美国报纸驻华的记者。
1934年，斯诺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斯诺到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红军领导人，撰写的30万字的《西行漫记》一书，被视为美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
100周年党庆前后，中共发动宣传系统、外交系统，鼓吹寻找“新时代的斯诺”，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4月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还对外国记者喊话称，希望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法国《世界报》今年5月用“北京正在绝望地寻找‘有用的白痴’”作为标题，分析中共目前处于软实力的极端虚弱。
中共大力鼓吹 遭斯诺女儿投书打脸
斯诺的女儿西恩7月12日投书《纽约时报》说，其父不会支持中共政府打压记者的政策。
西恩还说，这种类似宣传斯诺经历的活动，被解读为呼吁媒体记者，只报导中国的正面新闻，回避对该国的批评。
西恩为其父辩护说，实际上，斯诺相信自由、独立和真实的报导，他一再对抗其他人对他作品的支配、篡改或审查。
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大纪元分析说，这说明斯诺的女儿不赞成中共利用其父去美化中共。
“斯诺的夫人后来也很明确地公开表态，对中共进行很严厉的谴责。所以现在中共想再找一个斯诺”，胡平说，“也就是想找出一个在西方有一定影响力的记者，替中共说好话，美化中共，这根本就办不到。”
斯诺当年被中共利用了
胡平认为，“斯诺当时是在延安，中共有些恶劣的残暴的本性，还没有充分地显露。所以那个时候斯诺他们在那个时代，不少的左翼的知识分子一样受了蒙蔽。”
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也认为，斯诺当时是被中共利用了，那个时期很多西方人士也受到共产主义思潮毒害的，他们接受中共的宣传，以为是一种新时代的到来。
李元华说，实际上中共自己对于其政权的合法性也是心虚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民选的政权。所以它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的肯定，尤其是中国之外的西方人，如果能给它一个正面的肯定，它就觉得如获至宝。
与邀张维为为政治局上课 如出一辙
而中共急于寻找“新时代斯诺”，也恰巧是它“软实力”极其低落之际。5月31日，习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传播好中国声音”，会议更邀请张维为教授，去讲解如何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
张维为的身份是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网上称他为中共野生国师、舔共公知等，和中共“反美国师”金灿荣类似，张维为也是以反美、骂西方著称。
分析认为，中共高层邀请张维为“讲好中国故事”，这和中共大动作宣传斯诺的经历其实是相同的思路。
李元华表示，中共说“讲好中国故事”，这个“好”实际上是要加上引号的，就是要好好地欺骗国人，欺骗全世界。这个“好”也是有政治目的，有服务对象的。
“而服务的对象就是维护中共政府，那么所以它手法一定要更具有欺骗性了，更让人也觉得像真的一样。因为它说的话，大家已经不相信了，它所谓‘讲好’就是希望讲得更有技巧一点，欺骗性要更大一些。”
李元华分析说，它这一套手法里面依然是想让老百姓看到，好像世界上还有人在支持它，或者赞同它，如果中共找一个自己的人去说话，那老百姓肯定不相信的，所以它更迫切地、更急需找符合中共意识、暴政意识的的外国人，替它说话。
李元华认为，中共它也知道自己的政权岌岌可危，也知道中国老百姓民怨沸腾，内外交困，迫切需要找到可利用的西方人，替它美化。
中共打算故技重施 学者：只是徒劳
不过，胡平认为，中共现在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西方记者、在西方替中共“说好故事的”，恐怕也不起作用。
胡平说，因为在现在信息这么发达的情况，中共的这些罪恶事迹早就是大白于天下，所以不管中共再花多少钱搞它的大外宣，或者收买一些西方的学者、记者去美化中共，这都是徒劳的。
他说，“中共知道自己说话没有分量，别人不信，它就需要找西方人出来说话，所以它一直在这么做，它也找到过一些，但是那些都是在西方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的人。”
胡平表示：“尤其是这些年来，中共的这些错误的做法，一些罪恶的做法越来越明显，国际上都看得越来越清楚，那么中共要在这个时候重施故技就越来越做不到。”
斯诺的晚年悔恨
其实斯诺在晚年也因为曾经帮中共宣传而陷入悔恨。
作者伯讷德‧托马斯在《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一书中说，1970～1971年，斯诺偕同夫人从香港到广州，发现“中国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到了北京以后，见到中国所有的人都背诵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像是一种宗教仪式。
然后斯诺去了延安，参观了文革时改造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认为那里就像监狱，这让他恐惧。当斯诺见到了毛泽东，毛对他大骂中国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要对他们实行专政。
最让斯诺深受刺激的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儿子艾伦被关押的可怕遭遇。艾黎参加了所谓中国革命并定居于中国。艾伦告诉斯诺，文革开始后，他就被囚禁于西北，在监狱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死于殴打、饥饿、冻馁和自杀，只有他想办法逃了出来，想办法找到周恩来，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毛提到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日本军国主义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使斯诺深受刺激，他觉得毛泽东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对于当年写《红星照耀中国》颇感歉意。一年后，癌症夺去了斯诺的生命。
斯诺死后，其夫人曾在1989年谴责中共政府镇压六四事件，后来更成为中国人权活动坚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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