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2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报导）一直宣称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中共官方，延续三年的严酷清零防疫政策近日突然转向放松。其中一个原因被指是当局迫于乌鲁木齐火灾引爆的“白纸运动”压力，许多大学生参加了这场抗议。
知名民运人士王军涛表示，从二十大到明年两会之间有个政权窗口期，“白纸运动”爆发令中共政权非常危险。他又感慨年轻一代觉醒了，中共未来日子难过。“白纸运动”只是开始，中国的大变局可能说变就变。
六四民运领袖、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12月10日接受大纪元专访，以下为文字记录：
记者：中共这次防疫政策急转向，有人认为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由于财政已被清零政策压垮，难以为继；也有外媒称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吁中共领导层加快取消动态清零政策。但更普遍的说法认为是因为中国爆发反清零的“白纸运动”，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军涛：主要因为中国大陆的民众实在受不了了，在各个地方开始采取抗议行动。这种行动有可能会升级成为政治性的风暴，北京就被迫做出让步。虽然开始松动了措施，但各地的松动不一样，有的在形式上在做，实质上不做了，还有的在实质上还要把握，这说明北京没有一个统一政策。那个（放宽防疫）“新10条”和共产党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实际上可严可宽，可以这样说也是那样说，最后责任都要落实到基层，惹了祸是基层承担。
但这个让步其实是一个被迫性的。也许出面的官员是真心的，但是北京的专政机关或者那些镇压机构，他们会开始在底下排查，最后对老百姓做一些表面上让步，平息老百姓情绪，但是把那些头头给抓起来，然后对他们进行惩罚。
而且现在的有些惩罚也不是用政治的罪名，因为怕把你变成英雄，而是找一些其它的事情来处罚。
记者：好像近几年中国民众大规模的抗争非常少见？所以外界一直认为中国人奴性太强，没有希望。
王军涛：抗议事件在中国一直有。从1989年镇压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比较消停，但到90年代后期，朱镕基开始国企改革，二三十万个中小企业关停并转，都有2000多万职工下岗，涉及到人口应该将近一亿。那时全国到处都是抗议，但是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到过年过节给你发点胡椒面，或者拿下几个贪官让你出出气，然后把那些头给抓起来，用这种方式也就把这一代人给拖过去了。
21世纪初，地方政府大搞基础建设，要引进资金，这样强拆、征地非常厉害，全国也是打得很厉害，像汕尾老百姓把鱼炮都搬出来了，在石首事件中民众用石块击溃了武警，但是北京还是采取严厉的控制，动用武警把它压下去，同时把头给抓起来。
二次大战以后，很多新兴的国家中，政治风潮往往掀翻一个政府，起源都是不起眼的事件。实际上中国像这一类导火索非常多。
记者：请谈谈白纸运动对中国人心觉醒的意义。
王军涛：以我对中国运动的观察，过去我们在感叹90后和00后是被洗脑了，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运动中有大量在国内的小粉红投入，就说明他们在觉醒。
正在发生的白纸运动，使得这一代人突然在政治上觉醒，他们已经开始怀疑这个政府、怀疑这个党。只要这个怀疑一开始就会进行下去，从中也会产生这一批新的领导人，这是90后和00后的领导人，他们会继续找新的热点。这一代年轻人懵懵懂懂地通过这样一个事件，他们就觉醒了。
在这场运动中觉醒的年轻人，他们会重新思考好多问题。我们知道中国问题很多，但这些小粉红们过去跟着共产党和习近平，这件事让他们一旦思想独立了，他们反过头来把很多问题重新想，那些问题会作为他们去从事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理由，或者思想的推动力。
记者：习近平被迫突然放开防疫，您觉得接下来，还会不会再迎来其它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事件？习已经躲过了这一劫了吗？
王军涛：我举个例子，1989年4月15号悼念胡耀邦。（中共）中央当时有一个判断，说4月20号给胡耀邦开完追悼会就没事了，但实际上学生接着要求追究：那4月15号、4月20号的武警打人怎么办？
我们知道这次（清零）老百姓付的很大代价，有人跳楼了，有人有病得不到救治死亡，有人饿肚子，有人还弄出了很多新的病，他们可能还得要中国（中共）政府来承担责任。
国内一些比较重灾的地方，开始组织一些小组，要向政府讨说法。但现在没有一个政府出来对封城承担责任，都说是底下大白和居委会的事。这样就会使那些人进一步的要求居委会进行赔偿。
往下走，由于中国医疗资源不足，这种仓促放开导致的疫情蔓延，还有对医疗资源的挤压产生的各种问题，肯定又造成新的民怨鼎沸，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再加上小粉红觉醒之后，要把过去问题拿出来重新讨论。那些受害者他们都岁数大，但这帮小粉红有精力，再加上习近平还整顿国内的娱乐业和游戏业，这帮小粉红过去可以打打游戏消磨自己的时光和在网络上有点满足感，现在这块儿都没有了，所以习近平面对这一代年轻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记者：中共三年清零防疫政策积累了极大民怨，虽然白纸运动好像是突发的，但是否有一个发展过程，往下走，中共会面临怎样的困境？
王军涛：反清零本来是对公共卫生政策的不满意，但是很多地方老百姓迅速把它变成政治了，这个人心变化很大。今年年初有一个人在广东喊习近平下台，被警察摁着打的时候，旁边老百姓拍手称快。到了彭立发（在四通桥挂反习横幅）时，（社会）精英都在说他好。到了这一次人家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并没有老百姓去制止，大家只是害怕。
老百姓，包括那些小粉红们，他们只要开始政治思考，马上就会知道这是制度问题。这不是一个习近平个人的问题，主要是中国有一个专制制度。像我1976年参加（天安门）“四五运动”时候，我本来就想把不得人心的领导人给换下去，结果后来发现毛泽东要保他们几个人，对我们上百万人运动镇压，我就知道这是个制度问题。
所以（现在）这场运动往下走的话，你会发现政府和党跟老百姓冲突越来越多。最值得观察的就是年轻一代觉醒了，一旦他们要开始和共产党过不去的时候，那未来共产党有难受的日子。
记者：白纸运动，大学生好像是主力，并且运用了香港反送中的方式，包括通过网络串联？
王军涛：其实我觉得抗议主要还是社会上为主，但是年轻人多。大学生也是在各个街头上抗议的多。另外，校园只要发生抗议，学校都迅速让步。学校管理当局毕竟不是地方当局，他们在跟学生的关系中，腐败并不多，他们主要觉得不想镇压学生，同时又怕政治上犯错误，所以在自己权力许可范围内做了让步。
我们发现真正的喊出很刺激性的下台口号的还是社会上的人，比如上海乌鲁木齐路就是一个中心，可能有些大学生也在喊口号，但是主要的参与者还是市民。全国各地还是居民小区这地方发生的抗议多一点。我们在国内有23个党员，他们有的在山东一些地方的基层，那个时候他们说，再要一个星期，他们这要暴动了，结果第2天说大家都已经上街了。
其实这一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去中心化，各地可能都有领导的，但是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领导，实际上都是各地分散的。所有人都在当地感觉到受不了了，于是走上街头通过封锁。大学生在里面也有作用，只是可能大学生的水准更高，因为他善于使用网络，跟市民不一样。实际上造成更大威胁的还是市民在各地的反抗，因为他们会走上街头，学生在校园里相对来说对政治的冲击不是那么大。
记者：从中共二十大结束到明年3月两会，至少政府层面处于交接前的一个空档期、窗口期，这个时候发生白纸运动，对于中共政权是不是非常危险？
王军涛：对，现在是一个危险期。第一是西方现在对（中国）人权的关注，还有对地缘政治安全的关注，还有对于它（中共）在经济上老是出于私利，搞乱全球经济（关注）。现在它的国际环境不好。第二就是这次的疫情动态清零措施导致天怒人怨。第三是他（习）搞个人的独裁，还有思想警察，什么学生举报老师，还有对民营企业大规模的整肃，导致了官产学的精英都不满意。明年3月之前对他（习）是很不安全的，会感到很虚弱。
记者：中国的大变局说不定说变就变？
王军涛：这种国家变化都是说变就变，到变完了之后，大家都还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呢！你想想前苏联。中国我觉得要发生变化也会很快，包括像朝鲜这种都会很快而且戏剧性变化，因为变化速度慢了，统治者反应过来你就变不成了。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