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北京的自欺欺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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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1月20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Gregory Copley撰文/任季编译)中国共产党依靠有缺陷的综合国力(CNP)计算方法来预测和评价战略威胁和机遇,因此正在付出巨大代价。

综合国力计算系统的方法学是由西方政治风险分析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发并短暂推广的。当时名字不叫CNP,是源自于美国情报界早期理解全球战略框架的尝试。结果证明它作为一个单一的框架来预测大规模的人类行为是不现实的,所以它逐渐被抛弃或转移到幕后。

尽管该方法一直在尝试通过增加定量参数来预测未来的事件,但其在情报或政策上的成功仍然很少。

尽管如此,中共的计划人员还是从西方借鉴了这种方法,并且一直在试图应用它。

19世纪末,英裔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指责美国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本质上是有知识无智慧;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把一些零散的事实和信念转化为知识。王尔德可能会说中华帝国正好相反:充满了高深莫测的智慧,却没有理解和抵御外部力量所需的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性。

对一个社会的基本有形要素进行量化的方法使分析家们能够对其架构和绩效趋势有一个浅显的认知,并根据这些指标做出趋势预测。它似乎使分析家能够理解目标国,而不必理解这些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文化、身份、语言和动机因素等更深层次问题。

该方法,因为它鼓励单边而非互动的理解方法,自动将分析员引入“镜像”式的基本智力谬误:假设目标受众的逻辑和动机模式与分析员相同;或者更糟的是,武断地假设目标社会的行为模式符合一个简单化的假设矩阵。

这是所有跨文化性质的情报和政策评估中普遍存在的失误,甚至在社会内部也存在(农村和城市人口无法相互理解就是例子)。尤其是对意识形态僵化和有主导力量支配国家的情报分析中,这种失败很危险。

这是一个傲慢的方法,而不是谦逊的方法。

这个方法体现了自我强化逻辑的“完美泡泡”,而不是互动理解的混沌。(注:“泡泡”指将自己限制在某些类型的经验或某些类型的关系中,就像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泡沫般的人造的世界,对外部世界的很多东西都一无所知。)

需要考虑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CNP和政治风险分析方法。开发工作由雷‧克莱恩(Ray Cline)博士这样富有探索精神的研究者负责,后来他成为该机构情报部(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的负责人(1962—1966),再后来成为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的局长(1969—1973)。

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Langley)的中情局总部。(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

这是克莱恩等知识分子试图将情报分析和战略趋势理解从一门艺术转变为一门科学的尝试的一部分。中情局没能预测到苏联支持的朝鲜入侵韩国,以及其它一些“情报失败”,可能促进了这一工作。

美国的私营部门,特别是投资界,试图模仿政府的做法,以便更好地预测经济和投资趋势以及决策。事实上,美国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情报界的“黑科学”不可避免地会对私营部门产生吸引力。

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在评估俄罗斯、中国和其它社会时存在固有的偏见,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仍然对威胁和机遇持有扭曲的看法。但中共采用的方法,将政治风险模型变得更加僵化和教条,造成了系统性的缺陷,强化了中共的偏见,并排除了必然的直觉、经验和感官态势感知的积累。

CNP试图对一个国家战略综合体中的所有相关因素进行量化或赋值,为每个因素分配一个数值分数,然后权衡得出总的指标,以确定该国在经济、社会和安全方面的相对战略实力。其结果是为每个目标社会提供一个单一的排名数字。构成CNP指标的综合指数表面上考虑了所有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因素。

2022年9月15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SCO)领导人峰会期间合影。(Alexandr Demyanchuk/Sputnik/AFP via Getty Images)

20世纪末,西方私营部门的政治风险分析师甚至常常能够说服经验丰富的国家观察家和投资者相信其评估的数学逻辑,但却看到,自然因素的介入造成与“科学”预测不同的结果。投资者因这种“科学”遭受损失后,不再依赖它。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打破教条。

与CNP这样的体系的对比来自心理策略领域,甚至是分析家、决策者和外交官因与目标社会的互动而获得的非常规(或环境)认同。用美国国务院的行话来说,这被称为“外交官综合症”(clientitis),它代表了目标受众对官员进行智力俘获的可能威胁。从情报学的角度来看,这代表了一种危险,即一个官员如果与目标受众的交往过多或过于友好,就有可能失去他自己国家的“客观性”观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海军元帅山本五十六了解并深深钦佩美国社会和地缘政治实体的本质。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迫把他对美国固有的战略深度的信念放在一边,转而支持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的袭击可能会迫使美国不参与太平洋战争的信念。这是日本国内的偏见对被认为是外交官综合症偏见的一次胜利。其结果是,珍珠港事件的决定对日本帝国来说是致命的。

中共的规划者们研究了日本帝国的失败,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但他们无法摆脱党的偏执——随之而来的是,被认为是认同外部和弱势社会的人是有风险的,但这也意味着,他们不了解他们试图主宰的世界。

作者简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科普利出生于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企业家、作家、政府顾问和国防出版物编辑。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纪的新全面战争和恐惧大流行的诱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原文:CNP: Beijing’s Self-Defeating Strategic Methodolog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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