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1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香莲报导）11月8日（周三），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解读中国”计划举办研讨会，题为“中国人口的挑战”。专家们就中国人口6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低出生率和人口日益老化，以及人口的变化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
参与讨论的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郑雁馨、香港科技大学和哈利法大学（Khalifa University）社会科学系教授巴斯滕（Stuart Gietel-Basten）、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学院法学教授卡尔‧明茨纳（Carl Minzner）和密西根大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助理教授周韵（Yun Zhou）。研讨会由弗里曼（Freeman）中国研究主席研究员麦克尔威（Lily McElwee）主持。
根据中共官方统计，2022年中国出现60年来首次人口负成长。2022年底中国人口比前一年末减少了85万人，开启了人口负成长的模式。尽管2016年官方取消了计划生育一胎化政策，但出生率仍持续下降。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与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左学金上周六（11月4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大概率将持续到下个世纪。他和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假定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15年的1.55增长到2040年的更替水准2.1，并此后保持不变，要到2097年，人口负增长趋势才会逆转。
低生育率反映了年轻人的生活危机
郑雁馨认为，低生育率问题反映了年轻人的生活危机。“这是年轻人真正的危机，想像一下，在成长过程中，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极高的期望，要求你在严格的教育体制中取得最好的成绩；然后你进入劳动市场，遇到高失业率；你想买房子，想在一线城市买房子根本不可能。
“你想要约会、结婚，物质成本很高……即使你找到了工作，工作并不稳定，你会一直提心吊胆。在踏入人生的初期，所有这些挑战都很艰难。”
巴斯滕赞同地说：“如果你不确定会发生什么，如果事情一直在变化，你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结婚是一个人生的重大决定。”
“事实上，在过去八年左右的时间里，登记结婚人数一直在迅速下降。”郑雁馨说，“婚姻对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巴斯滕认为，低生育率是社会问题的症状，而不是病因。“我们实际上在研究提高生产力、改善福祉、使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如果工作、家庭平衡，每个人都能充分参与劳动，生育率就会随之上升。”
中国从一胎化转向了生育主义
明茨纳表示，中国从一胎化转向了生育主义，试图推动或鼓励人们生育。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增加对幼儿园的支持、增加育儿假期、更好的医疗保健等等。“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出生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引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培安的一段话：“我们提倡适龄结婚和生育，就是鼓励年轻人在一定的人生阶段做该做的事情，该约会就约会，该结婚就结婚，结婚就生孩子，是时候生孩子了。”
“我看到这一点，真的很担心，因为这就像一项新的国家政策。”明茨纳说，这个国家政策的“目的是要让女性明白她们应该早点结婚，早点生育。“这可能会触发针对女性教育或就业的杠杆，可能会对女性产生严重的后果。”
巴斯滕表示，“当我们审视家庭政策时，想想这些干预措施是否有效。世界上几乎没有例子证明鼓励生育的政策可以改变孩子数量。你看那些生育率略高的地方，它们多年来的家庭政策是一贯的。”
中共政策朝令夕改 不值得信任
在谈到中共政策时，周韵说：“我想强调一点，中共纸上的政策与实践中的政策总是脱节或存在差异。即使有家庭政策、有现金鼓励，即使提供儿童保育，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实际操作？中国人对此有何反应？”
她表示，她在中国进行生育政策采访时，不断有人对她说：“我们了解这些政策变化，我们知道鼓励生育和儿童保育，但中共政策朝令夕改。”
“这反映了人们对那些政策或社会福利存在着深刻的不信任感，因为他们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有一种特殊的不确定感。”
她强调，中国的人口治理措施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上的。“第一，人口规模是可以设计的；第二，家庭和私人生活可以被监控到细微之处。
“但我们知道，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它们只是中共私下的执政逻辑，就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管控，以及专横严密的管制。”
最好的人口政策就是没有人口政策
巴斯滕指出，环顾世界，那些有最好人口政策的国家其实是没有人口政策的国家。它只是让人们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决定，信任人们的直觉和决定，政府尽量不介入。
“观察发现，人们想要的东西，实际上与雇主想要的和政府想要的东西是一致的。没有很多证据证明人们已经完全放弃了结婚的想法、生育的想法。人们想要结婚，想要生孩子；人们希望保持稳定的关系，想要工作，想要有一种满足感……为社会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释放自己的全部潜力，保持工作和家庭的良好平衡。”他说。
他指出中国是个最极端的国家，对人力资本、人口、健康和每个人的教育的管理是为国家服务的，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家庭只剩下单身一人，没人支持（国家政策）。
“因为这种政策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心态，这种心态在过去起作用，现在我们处于后现代的多样化时代，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希望。除非建立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否则我认为任何家庭政策都很难成功。”
麦克尔威总结说，从今天的讨论中得出一个结论，当我们审视中国的人口结构时，仅仅关注出生率下降是不够的。北京必须认识到，并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即性别平等、工作生活平衡、职业期望，以及中国年轻人所面临的压力，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结婚生育的决定。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