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溯源:从自然来源论向实验室泄露说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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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3月21日讯】(大纪元英文记者Eva Fu撰稿/大纪元记者秋生编译)“无稽之谈!”“危言耸听!”“于事无补!”

这些措辞是中共对COVID-19(新冠病毒)可能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意外泄漏出来的说法的回应。只要你暗示该病毒可能与中国的一个实验室有关,你就会迅速为自己赢得“阴谋论者”的标签。

自大流行病从中国爆发以来,至少18个月都是这种情况:中共当局不仅一再阻挠公民记者和外界调查病毒来源的努力,而且竭力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

三年过去了,世界仍然对这场大流行病的起源一无所知,但是主流讨论已经对实验室泄漏说转变了立场,这个曾经饱受诟病的假说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以至于美国能源部最近支持联邦调查局的评估,认为COVID-19“很可能”(likely)是实验室泄漏的结果。

但是,对那些长期以来对武汉实验室敲响警钟的人来说,美国政府的行动来得太迟了。

众议员罗尼‧杰克逊(Ronny Jackson,德州共和党籍)是众议院新冠病毒大流行问题特设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他告诉《大纪元时报》的姐妹媒体新唐人电视台(NTD),“我最想问的问题是,‘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在哪里?’整个世界都应该挺身而出,让中国(中共)对所发生的事情承担经济责任。”

言论审查

对武汉实验室的担忧在大流行病的初期就出现了。

当北京还在将病毒来源归咎于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一个海鲜市场时,《大纪元时报》就发布了一部题为“追踪武汉新冠病毒的起源”(Tracking Down the Origin of Wuhan Coronavirus )的纪录片,吸引了人们对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关注,该研究所拥有一个生物安全四级(P4)实验室,一直致力于新冠病毒研究,而且——正如后来透露出来的那样——正在进行可以使病毒更加致命的功能增益实验。

该视频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布后,不久就产生了数千万的浏览量。

但是在美国,并不允许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核查,而是发起了一场全面的运动,对武汉实验室在引发大流行病中可能扮演角色的讨论进行审查。

脸书(Facebook)继而将这部纪录片标记为“虚假”,但是事实核查人员所声称的一个关键来源并不是独立的:一位驻新加坡的科学家,她本人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过,称赞该设施的研究人员“非常有能力,工作勤奋,并且是拥有卓越记录的优秀科学家。”

随着该实验室的实验风险以及不严格的生物安全标准的证据被曝光,这些声明后来受到了质疑。但是在2020年,它们足以掀起一场近乎地毯式的媒体封锁。爱达荷州众议员希瑟‧斯科特(Heather Scott)是一名共和党人,也是一名生物学家,她因分享视频而遭事实核查,并被当地媒体嘲讽。

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阿肯色州共和党籍)曾呼吁对该实验室进行调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指责他“重复已经被推翻的新冠病毒阴谋论”。它在2021年发布了一项更正,并删除了“阴谋论”一词,承认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描述,因为当时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并没有共识。

有些事情非常可疑

在西方国家对新冠病毒起源的公开讨论进行封杀之际,中国正在发动一场全面的运动,以压制人们对中共应对这一流行病的方式的批评。

执法部门训戒了那些对病毒发出早期警报的医生,警告他们不要“制造恐惧”。公民记者被关进监狱。中共官员和国家媒体赞扬中共领导层面对全球大流行病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一种典范,同时利用美国反亚裔势力的兴起,将西方对中共处理疫情方式的批评说成是种族主义。

其结果是,全世界几乎没有质疑地附和中共的说法。

但是,对于在过去两年一直在为《大纪元时报》撰稿,记录美国对实验室泄漏说压制的汉斯‧马恩克(Hans Mahncke)来说,中共当局于2020年1月23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对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武汉实施封城清零,当时就引起了他的强烈质疑。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知道有些事情非常可疑”,他指出,2002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在中国爆发时,北京并没有这样做。据官方统计,全球有数千人感染了这种疾病。

马恩克说,“如果你要封锁该城市,不会是针对SARS病毒做的。”他指出SARS的传播能力相对较低,这使他确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定有一些额外的信息,一些数据,使他做了一些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很快就有更多证据表明事情不对劲:在COVID-19热点地区存在一个进行冠状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两名武汉大学研究人员在2020年2月6日发表的一篇简短的论文(不久后被下线)指出,武毒所(WIV)可能是“杀手新冠病毒”的来源地;武毒所的高级病毒学家石正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并且早在2015年就发表了相关论文。

2017年2月23日,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在中国武汉的P4实验室。(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他说,“我不得不管好自己的嘴,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公开说出来,或者说得太严厉,我会被社交媒体删除。”他曾看到朋友因为实验室泄漏说而遭到推特的审查。

“我们不能随便到公众场合去说这些事情,因为你马上就会被取消推特账户,你会被孤立,你会在工作中遇到麻烦,你会被称为‘阴谋论者’,会有喷子和其他人骚扰你。”

2021年初,他跟随世界卫生组织(WHO)支持的调查团到武汉进行调查,有件事让马恩克印象深刻:中方人员大量参与的调查小组驳斥了实验室泄漏说,认为它“极其不可能”。

但是,在进一步了解了调查人员的背景后,马恩克意识到,世卫组织特别工作组的美国专家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不仅曾与武汉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而且在大流行病的早期,在阻止有关实验室泄漏说的讨论方面发挥了作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通过《信息自由法》(FOIA)发布的内部文件显示,达扎克与武毒所工作人员的友谊不止于此。他的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向武汉实验室提供了数十万美元的纳税人资金用于病毒研究,包括可能使现有病原体更加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

最近卸任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一职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该研究所曾资助“生态健康联盟”的项目)在一组科学家提出担心病毒可能是被设计出来的之后,于2020年2月初发起了一次电话会议,包括达扎克在内的四名电话会议参与者随后起草了《SARS-CoV-2的近端起源》(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这篇论文通过媒体广泛流传,并被许多人用来把自然起源说推到主导地位。

四处碰壁

2020年1月初,当有关中国爆发病毒的报告首次出现时,免疫学家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正在科罗拉多的度假屋里,以躲避澳大利亚家乡的酷暑。

在武汉全面封城前大约一周,世卫组织仍在重复中共的说法,即该病毒不太可能在人际之间传播。但是彼得罗夫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武汉当地人正在发布的担架上的尸体和中国警察焊封公寓大门的图片。

点击这里可看中共政权掩盖COVID-19疫情爆发的时间线。)

彼得罗夫斯基是弗林德斯大学专门研究疫苗开发的教授,他告诉《大纪元时报》,中共官方信息以及世卫组织将其放大的做法是“令人发指的”。

“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种没有被认真对待的严重病毒。如果你不认真对待一种严重的病毒,你就会陷入灾难。”

彼得罗夫斯基搁置了他的度假计划,开始对新冠病毒的病毒序列进行超级计算机建模研究,希望能发现病毒来自哪种动物。

到了3月,该研究发现了他的团队中没有人想要得到的结果:与任何已确定的潜在的动物宿主相比,该病毒更适应人类细胞。

他说,“然后我们说,‘嗯,这怎么可能发生?要么是病毒在人类中传播了多年而没有人知道,这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或者,SARS-CoV-2可能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遇到了一个人类细胞。”

彼得罗夫斯基说,“这就像一个顿悟时刻,对我们来说,这是对我们已经确认的发现的一个明确的解释。”

就在彼得罗夫斯基思考实验室泄漏假说之际,达扎克正在组织一个卫生专家小组,想要阻止有人挑战该病毒自然起源说。2020年2月,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份由包括他的四名“生态健康联盟”同事在内的二十多名科学家共同签署的声明,赞扬他们的中国同行在抗击疫情以及与全球卫生界“透明地”分享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卓越”努力,并将有关病毒来源的其它理论贬为“谣言”和“阴谋”。达扎克是该声明的幕后推手。

2021年2月3日,彼得‧达扎克作为世卫组织调查COVID-19起源的团队成员,在抵达中国中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时向媒体发表讲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感到震惊

彼得罗夫斯基震惊了。他说,“政治不应该在科学调查中发挥作用,就我看来,这篇文章纯粹是关于政治的,不包含任何实际的事实数据;科学应该是中立的,只是为了找到真相,无论这个真相是否对政治有利。”

但是,这种政治手腕对彼得罗夫斯基追求科学产生了非常实际的影响,使他的团队几乎无法在科学出版物上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

彼得罗夫斯基说,“我们四处碰壁,几个大的出版社在48小时内就把论文退回给我们,甚至没有审稿。”

经过大约一年的上诉并与“非常对立的审稿人”打交道,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才同意接受他们的论文。到那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多的科学家正在站出来,敦促对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总统乔‧拜登承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并命令他的情报机构在90天内提交一份关于病毒起源的报告。

但是,拖延造成的损害很难消除。

彼得罗夫斯基说,“到那时这篇论文的影响就小多了”,因为每个人都被大力宣传的《自然医学》评论说服了,认为该病毒必是有一个动物来源,“而任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是阴谋论者”。

他补充说,“那时,他们似乎志得意满,因为他们的全球虚假信息运动已经成功地制造了一个烟幕,现在让其它数据出笼也没关系了,因为大家都会忽略它,或者干脆把它归结为阴谋论;这正是事情的发展过程。”

2017年2月23日,在中国湖北省省会武汉市的P4实验室内,在右侧研究人员旁边有一个装有小鼠的笼子。(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与科学背道而驰

在美国政府内部,气氛也同样紧张。大卫‧阿舍尔(David Asher)在2020年带头成立了一个国务院特别工作组,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他回忆说,在武汉封城后的几天里,中共军队接管了武毒所,这让他感到很不安。因此,那年春末他开始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征求专家意见。

当时没人知道国立卫生研究院与武汉实验室的瓜葛。但令他惊讶的是,该研究院“不提供调查档案”,而是让他去看《近端起源》一文。

国立卫生研究院当时的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没有直接说,而是通过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阿舍尔现在是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告诉《大纪元时报》,“我的回答是,‘如果那(中共的说法)是你的分析依据,那么你的分析就没有依据。’”

“因此,他们的运作方式基本上讲完全缺乏透明度、真相以及任何形式的问责制。”

国务院军备控制、核查、合规局负责人,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部长也都感到忧虑,他们的工作人员担心实验室来源调查可能会“引出众多棘手的问题”(pdf)。

阿舍尔说,“我们从未弄清楚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到2020年1月下旬,川普政府时期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博士曾多次尝试与中国接触,并在大流行病的最初几周提供帮助,但均无果而终。

雷德菲尔德曾向福奇和其他卫生官员明确表示,实验室起源说值得认真考虑,但是他被排除在《近端起源》一文出炉之前的讨论圈子之外,这一点雷德菲尔德后来通过已公布的“信息自由法案”文件才知道。

2023年3月8日,在华盛顿,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在国会山作证。(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3月初,雷德菲尔德告诉众议院新冠病毒大流行问题特设小组委员会,“(因为)我有不同的观点,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在他们得出一个单一的论调之前,他们要对此事保密。”

他说,“当一群人决定只能有一种观点,这就有问题了,这与科学是背道而驰的,不幸的是,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在中国的“朋友”

迄今为止,中共一直拒绝对这一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全面的独立调查,并一直试图将责任推给其它国家。

虽然掩盖病毒来源的责任完全在中共当局身上,但是西方科学界纵容了这种行为。

美国重要的生物安全4级(P4)实验室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部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的知名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与武汉实验室合作,大力帮助他们的中国同事反驳有关该病毒可能来自武毒所的猜测。一封内部邮件显示,加尔维斯顿的科学家们讨论了《大纪元时报》的纪录片,称其“令人不安”,并指出影片中有一段内容涉及武毒所的“我们的两个朋友”——即石正丽和袁志明,后者是该研究所P4实验室的负责人。

但是这些在中国有“朋友”的西方科学家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杰米‧梅茨尔(Jamie Metzl)一直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彻底调查,他在3月初对《大纪元时报》的姊妹媒体新唐人(NTD)说,“中国的科学家与美国的科学家非常不同。”

2023年3月8日,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杰米‧梅茨尔博士在华盛顿国会山的雷本(Rayburn)众议院办公大楼向众议院新冠病毒大流行问题特设小组委员会作证。(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他们)可能是不错的人,可能完全符合道德规范,但是中国的科学家,在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利害攸关时,却不能公开或诚实地说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尽管如此,西方科学家、官员和媒体为诋毁实验室泄漏说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梅茨尔说,“如果一个错误的共识基本上在一开始就被强加给了公众,以后就很难改变。”

“这动用了一小部分人在第一年甚至这三年时间里大量的努力才能让人们的看法有所改变。”

转折点

事实上,从政府最高层开始,人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2月底的电视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证实,他的机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大流行病的根源“很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实验室事件”。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现在认为存在实验室泄漏。拜登于3月20日 签署了一项立法,该立法于本月早些时候获得国会一致通过,要求对 COVID 来源情报进行解密。

彼得罗夫斯基将FBI局长雷的言论视为一个转折点。

他说,任何提出实验室泄漏说的人,无论他们的数据有多合理,都被“排斥在主流科学之外,被当作阴谋论者,而不是严肃的科学家对待”。

他补充说,“现在辩论已经开始了,是时候把许多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从冷宫中拉出来了;既然人们仍然不知道这种大流行病是如何、以及从哪里开始的,那么所有的观点都应该受到欢迎。”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发现,需要弄清为什么一小撮有重大利益冲突的科学家竟然能够如此成功地制造某种单一论调,即这种病毒只可能来源于天然动物,同时把任何有相反观点的科学家妖魔化。”

2023年3月8日,众议院新冠病毒大流行问题特别小组委员会成员:(左起)马乔里‧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乔州共和党籍议员)、罗尼‧杰克逊(Ronny Jackson,德州共和党籍议员)和理查德‧麦考密克(Richard McCormick,乔州共和党籍议员)在华盛顿国会山的雷本众议院办公大楼出席小组委员会的首次公开听证会。(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在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议员杰克逊看来,变化已经在发生中。

他说,“我认为,人们现在已经看出大难临头的兆头;他们意识到,举报人正在站出来,真相正在浮出水面;人们正在争先恐后地确保他们在被卷入这个问题之前站在正确的一边。”

在1月和2月,他参与提出了两项法案,要求取消对武毒所的资助,并且让北京当局支付大流行病造成的损失。

杰克逊说,“还有很多调查的工作要做”,他补充说,他“很高兴能一次性地彻底弄清这个问题的真相”。

“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原文:How the West Abetted Beijing’s Censorship of the Lab Leak Theor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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