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 四次越狱奔自由 右派徐洪慈书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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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6月05日讯】“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这是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它是服刑40年的瑞德对蒙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的观感。安迪被关押19年中,从未失去对自由的渴望,他最终通过用石锤一点一点开挖出来的通道,逃离了监狱,奔向了自由。

让人震撼的是,在中国五十多年前的黑暗岁月中,也有一位博学多才、蒙冤入狱的中国人,也从没忘记对自由的追求,他一次次越狱,并在第四次越狱时成功得脱,在上天的眷顾下,逃入了邻国蒙古。他越狱的故事堪称是一段传奇。在蒙古被以非法越境罪监禁一年后,他得以在蒙古工作、结婚、生子,后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得知自己被“平反”的消息后,回到了中国。他的名字叫徐洪慈。

关于他的故事,2011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专栏先后制作了《越狱》《徐洪慈:越狱之后》等系列专题片。2005年,由知名记者胡展奋执笔的徐洪慈口述实录《冲出劳改营》(曾用名《永不服罪》)出版,记录了他那段传奇的经历。

受中共欺骗  “大鸣大放时提意见被打成右派

徐洪慈出生在1933年,他的父亲是一位在外国商行工作的经理。同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家境殷实的徐洪慈在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共蛊惑人心的宣传。1948年,只有15岁的徐洪慈加入了中共,并参加地下活动。1951年,18岁的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干部。两年后,徐洪慈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接见。此时的徐洪慈,看上去是前途无量。

1954年,21岁的徐洪慈作为调干生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身高一米八的他风度翩翩,成绩优异,是公认的高材生,能熟练运用英德俄三国语言,用当下的话说,就是妥妥的学霸和女生心目中的偶像。

然而,徐洪慈在政治上还是十分幼稚。1956年,因担心匈牙利知识分子要求自由、反抗政府事件在中国发生,以及担心苏联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在中共党内引发混乱,毛泽东采取“引蛇出洞”的方式,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引爆。上海第一医学院当时也号召大家对国家和单位提意见,可以“大鸣大放”。

有着独立思想的徐洪慈,早就对一些事情不满,他误以为中共真的会接受批评,于是联络了14个同学,草拟了针对中共和学校的五十一条意见贴在学校的外墙上,这带动了全校贴大字报的热潮。

让徐洪慈以及许许多多出于善意给中共提意见的人没想到的是,毛在达到自己“引蛇出洞”的目的后,在1957年6月发起了“反右”运动,徐洪慈也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医学院三千同学声讨叛徒徐洪慈》,点名批判徐洪慈为“右派”分子、叛徒,并称徐的叛党行为受到该校另一右派分子范日新的支持,五十一条是他“人民叛徒”的罪证。

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女友又举报了他,因为徐洪慈和她说过“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如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这两句话,徐洪慈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学籍,送往位于安徽的上海市白茅岭农场(由上海市管辖)劳动教养。

资料显示,反右运动至1958年5月结束,其结果是:定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万多,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万多,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万多。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很多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教育,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学或参军,他们也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等,而他们的悲惨遭遇并没有因为运动的终结而结束,在随后的文革中,他们再次被批斗,或是被迫害致死,或是生不如死。

不过,与绝大多数的右派不同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命运的不屈服,让徐洪慈选择了抗争,那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越狱。

三次越狱失败 徐洪慈被判刑六年

1958年,徐洪慈被押送到了白茅岭劳改农场。那时候,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学校可以将他拯救出去,因此他写信给学校领导求助,但遭到了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吕绵艺的断然拒绝。

替儿子奔走的徐洪慈的母亲王亚梅厉声质问吕绵艺:“我儿子国民党时被你们培养成党员,今天怎么又成了右派?你们难道就没有责任?”吕绵艺只能一言不发。

不愿认罪的徐洪慈决定越狱,离开中国,而这样大胆的想法得到了同在劳改营的狱友、也被划为极右派的除香斋的认同,除香斋是华东师范大学俄语专业高材生。

1958年12月4日清晨,因为劳改农场看守不严,两人成功越狱,这是徐洪慈的第一次越狱。徐洪慈打算从西藏逃往印度,再从印度没法去香港,但他必须回到上海母亲那里取得盘缠。两人从安徽步行到泗安,再坐大巴和火车抵达了上海。

从母亲那里拿到其全部积蓄500元钱后,徐洪慈回到火车站睡觉。然而,因为没有证明,在车站他遭到了警察的盘问,他寻机翻窗逃跑。如果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上海,向南走,可能命运就会不同,但因为他还想再见母亲一面,便又折回家中,结果被守候的便衣抓住,他被押送回了劳改农场,被关进禁闭室,并被警告“如再越狱可当场击毙”。

与徐洪慈一起关在禁闭室的还有其他3人,那时的禁闭室和现在中共监狱中狭小的不见天日的禁闭室还不一样,其实就是农场仓库,里边储藏着数万斤花生。无聊的4个人常常一起边磕花生边聊天,因为吃多了,都闹起了肚子,时常要打报告上厕所。这让看守很不耐烦,而这让徐洪慈寻找到了逃跑的机会。

1959年1月27日深夜,徐洪慈借上厕所、看守松懈的机会,爬上三米的高墙跳下,之后便消失在夜色中。这说明徐洪慈的身体不是一般的矫健。由于当时没有路灯、探照灯,农场看守除了胡乱开枪、打着手电筒搜寻,并没有太多的办法,自然也找不到徐洪慈的影子。

而第二次越狱后的徐洪慈步行到芜湖,再坐车到上海,从母亲那里拿到钱后,南下云南,打算从云南进入缅甸后再说,因为当时西藏正发生反抗中共的暴动。

到云南边境泸水后,外地口音的徐洪慈以及邋里邋遢的外表,引起了边防警察的注意,他再次被抓。徐洪慈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化名李卓丹。泸水警方因为还没搞清他的身份,便没有把他送回安徽劳改农场,而是暂时关在当地一幢有两层小楼的底层。如果那时有现在的大数据,也就没有徐洪慈后边的故事了。

关押徐洪慈的囚室外就是黎贡山,黎贡山后就是缅甸,离边境如此之近的徐洪慈不愿放弃这样一个逃跑的机会。经过观察,他发现囚室围墙是土夯的,用木桩来固定墙基,而木桩间缝隙可以钻过去一个人。于是他开始了凿墙挖洞,并力争在警方确认他身份前越狱。

经过4天的不懈努力,墙终于打通,但徐洪慈的手刚伸过去,就被步枪上的刺刀刺穿了手背,原来警方早就发现了他越狱的企图。徐洪慈不仅遭到一顿毒打,还在1960年被泸水县法院判了6年刑。此时,当地官方已经查到了他的身份。之所以没有枪毙他,是因为当地官员发现徐洪慈懂英德俄三国文字,又精通医学,这在泸水这样的边境地区十分罕见,因此决定留下他以备使用。

第四次成功越狱

判刑后,徐洪慈被押送到丽江大盐农场,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不错的管教王金如,王金如很赏识他,要他在这里做一个医生,加上两人聊得来,徐洪慈就没再逃跑。此后,王金如被调走,徐洪慈被转到环境最苦的拉马古铜矿。在这里,他遇到了新管教梁满杞。梁满杞对他不好不坏,但对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使得徐洪慈也放弃了逃跑,只希望刑满后,回家与母亲一起过活。

但是6年刑满后,本该被释放的他却被强制变成“留场人员”,不准回家。那个年代,留场人员仅比犯人好一点,有一定自由和少量工资,还有独立居室可以睡觉。

1966年文革爆发后,农场的气氛也变得很不寻常。徐洪慈遇到了对自己很不友好的新管教木世勤。一天,因为徐洪慈不满木世勤在深更半夜用喇叭对犯人进行思想训诫,吵得自己不能睡觉,便冲到木世勤楼下,要求他把喇叭关掉。不久后,徐洪慈遭到报复,被列入首批运动对象,在丽江万人大会上被游街、批斗、砸打,之后又被重判20年。

1969年,徐洪慈转入关押重刑犯的507农机厂,在这里,他遇到了监狱长李光荣,而这个李光荣对他很有敌意,也十分刻薄,加上博学多才的徐洪慈在犯人中很有声望、人缘很好,李光荣非常嫉妒,总想找什么罪名将他判处死刑。

一天,一个知道内部消息的犯人悄悄告诉徐洪慈,李光荣已起草报告说他准备组织监狱暴动并越狱,而一旦罪名成立,徐洪慈就是死刑。徐洪慈越狱的心再次升起,而且一定要在李光荣的报告批下来之前逃出去。

这次,他总结了前几次越狱失败的教训,先是伪造了一个公章和盖有公章的三封探亲介绍信,之后开始准备干粮和逃跑用的梯子,因为这所监狱的围墙有3.5米高,还有电网、机枪。

聪明的徐洪慈利用手头的工具,制成了若干木梯零件,放在不同的地方,还找了一些绳子,到时可以将木梯零件连接一个整体。至于逃跑的机会就是选择夏季用电高峰导致停电时,到时电网也起不到作用了。

这一年的8月7日早晨,监狱方通知晚上停电。暗自高兴的徐洪慈把分解的木梯放在钳工间死角,然后闷头睡觉。在晚上点名后,他很快潜入了花坛。为了防止人发现,他还在被子中塞了许多衣服杂物,造成自己在睡觉的假象。

在花坛一直蹲到深夜悄无声息的时候,徐洪慈把分拆的梯子组装好,并依靠墙边的两根扁担越过高墙,越过电网,拿着准备好的食物、假介绍信和一些工具,飞奔而去。

徐洪慈的方向是四川,他打算从那里回上海。他一路风餐露宿,应付了民兵的盘查,冒险趟过水流湍急的金沙江的一个支流,在14天后终于到达四川火车站,回到了上海。而此时,监狱长李光荣打死也不相信徐洪慈能逃亡,当地民兵开始了地毯式搜索。

徐洪慈的母亲见到儿子后,又惊又喜,将家里仅有的一百块钱给了儿子。徐洪慈匆匆辞别母亲,步行一个月,走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当时是1972年9月。

进入蒙古 娶妻生子

想偷渡到蒙古国,徐洪慈需要避开亮如白昼的探照灯和雷达。正常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那天,在他走近探照灯时,探照灯竟然奇怪地熄灭了,而徐洪慈选择沿着岗楼的底线奔跑的路线,也正是雷达的盲区。这说明冥冥中他有神助。

进入蒙古国后,如果按照以往的规定,偷渡客一定会被遣返的,但就在徐洪慈偷渡前几日,蒙古刚刚颁布新法,凡偷越国境的,必先审判才准遣返,而这或许与1971年林彪所谓的“叛逃”后,座机在蒙古境内坠毁有关。徐洪慈再次得到了上天的垂怜。

审判中,徐洪慈一口流利的俄语让蒙古人觉得很亲切,因为当时蒙古与苏联关系极为亲近,而且徐洪慈讲述的遭遇也让蒙古人心生同情。他们在查阅了《人民日报》上批判他的文章和亲眼见证了徐洪慈刻图章的绝活后,相信了他所说的,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

不过,徐洪慈在表示想去苏联后,蒙古法官很不高兴,徐洪慈只得答应留在蒙古,他因偷渡罪被判刑一年,关在蒙古国宗哈拉监狱。虽然环境恶劣,需要重体力劳动,但徐洪慈还是比较愉快,因为与蒙古人相处简单。他还趁机学习蒙古语,并很快熟练掌握。

1973年,徐洪慈刑满出狱,领到了一笔工资。这一年,他41岁。1974年,徐洪慈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就诊时,遇到了21岁的护士奥永,两人结为夫妻。多年后奥永回忆说:“他虽然可怜,也比我大许多,但他是个绅士,有思想,非常聪明,他是个好人,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婚后,徐洪慈来到了奥永的老家后杭盖省生活,后来他们还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因为他的学历不被被蒙古国承认,他只能干一些体力活养家,同时,他还用自己的医术给当地人治病,这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在家庭中,作为上海男人,他一直替奥永做饭。奥永说:“三十多年来,都是徐洪慈做饭。我们蒙古男人从不做饭,当地妇女都说我有福气。”

身在异国的徐洪慈也时时关注着中国的变化,毕竟那是自己的家,自己的母亲还在那里。在蒙古期间,徐洪慈曾要求加入蒙古国籍,以避免被遣返回中国,但入籍要求被蒙古当局拒绝。

冤情昭雪 回到故乡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逐渐掌权,并发出了平反冤案和对外改革开放的信号。1979年,徐洪慈开始与母亲取得了联系。1981年冬,在母亲的奔走下,徐洪慈终于得到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公安局的平反通知。云南方面,也是在徐洪慈写信给自己曾经的上级,时任国家领导人的乔石和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黄辛白后,得到了平反通知。

1982年10月,中共驻蒙古大使馆给徐洪慈去信,宣布恢复徐洪慈的国籍,并让徐洪慈来领中国护照。这时蒙古提出给徐洪慈国籍,希望他一家留下,但被拒绝。最终,蒙古方面同意徐洪慈先回国,但两个孩子和奥永得留下来。

在逃亡11年后,徐洪慈于1983年回到了上海,见到了白发苍苍的母亲,当时整个胡同里的老人都来迎接他,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而徐洪慈也是在1958年入狱后,第一次和母亲同桌吃饭,母子二人有着说不完的话。

1984年,在蒙古国最高元首的亲自过问下,徐洪慈带着奥永和两儿一女回到了上海。徐洪慈被安排到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担任高级教师,奥永依旧做护士。

回国后,徐洪慈一一拜访了自己的老同学、狱友、王金如、李光荣,还有自己的前女友,所有的人都十分感慨。当见到李光荣时,困扰了李光荣许多年的如何逃亡问题,也有了答案。

2008年4月4日,四次越狱、被迫书写传奇的徐洪慈因肾癌离世。以徐洪慈的才华,如果没有中共的迫害,他书写的将是专业上的传奇吧。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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