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需遏制大科技公司滥用230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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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7月31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

亚当‧坎德布:谁在抚大孩子呢?其实不是父母,不是老师,不是私人教师,也不是神职人员,而是推特上的网红。正是这些人,占据了我们孩子的耳朵和灵魂。

杨杰凯:今天的嘉宾是法学教授亚当‧坎德布(Adam Candeub)。多年来,坎德布一直在潜心研究“第一修正案”法律,并倡导处理“第230条款”事宜应采用针对公共承运人的策略,该联邦条款旨在保护社交媒体公司,使其免于承担责任。

坎德布:这种模仿电话、电报的有限保护,已经演变成对平台所做任何事情的保护。

杨杰凯:坎德布目前参与了若干重大案件,州级和联邦级的都有,这些案件可能会影响未来大科技公司对我们社会的影响。

坎德布:我们已经把权力交给了那些机构、安全机构的官僚衙门,他们并不对任何人负责。像任何其它机构一样,他们往往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拉拢。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犹他州《社交媒体法》赋予家长更多的权力来保护孩子

杨杰凯:亚当‧坎德布,很高兴你能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坎德布:非常荣幸。谢谢你邀请我。

杨杰凯:多年来你一直致力于第一修正案法律的研究,教授这方面的课程,代理案件。现在最高法院有若干相关的案件,我认为是相当重大的案件。你还深入参与了,并提出用针对公共承运人的策略处理大科技公司或第230条问题。关于第230条我们听说了很多。我想请你稍微解释一下细节。

在此之前,我想提另一件事,你参与提出的一些概念,现在已经在犹他州《社交媒体法》中实施了。这实际上非常重要,也许可以让人们了解你如何看待法律,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事情。

坎德布:好的,参与网上保护儿童,并没有得到很多媒体或新闻的关注,但实际上人们对此很有兴趣。我认为很多州都想实现我心目中的互联网,即基于用户控制,对未成年人来说就是家长控制。

令人惊讶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影响,技术粉碎了人们热切的希望,孩子们实际上可以和社交媒体公司订立合同。社交媒体公司拿走他们个人的信息,在家长完全不知情或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向他们提出法律要求和法律义务。这个事非常新、非常的不同,过去10年来我们都有点接受了它。很多人一直在说,不能这么干。

我曾与让‧特文格(Jean Twenge)合作,她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首席社会心理学家,致力于证明社交媒体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了怎样的情感伤害和心理伤害。我与弗吉尼亚大学家庭研究所的比尔‧威尔科克斯(Bill Wilcox)和华盛顿特区伦理与政策中心的克莱尔‧莫雷尔(Clare Morell)一起工作。我们出具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讲述各州应如何赋予家长更多的权力。因为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如今抚养孩子的并不是父母,而是屏幕,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认为这表明社会在解体。

网络色情影响了儿童和年轻人

杨杰凯:嗯,显而易见了,例如,现在儿童很容易接触到色情内容,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深感忧虑。

坎德布:色情内容的演变,人们生活方式、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社会未被察觉的变化。我认为,这种情况有点令人尴尬和恶心,但你知道,我发现我二十来岁的学生,他们比较浪漫的活动比记忆中我自己当年要少得多。这可不是一个老家伙在批评年轻一代,大量数据表明年轻人没有那么浪漫了,他们结婚越来越少,约会越来越少,性生活越来越少。

在我看来,色情很可能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替代品,分散了人们对浪漫和两性之舞的关注。如果人们不结婚、不恋爱、不生孩子,那就完蛋了!我们正面临着文明的崩溃。这可不只是歇斯底里的保守人士这么说。如果你看一下数据,你会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很少结婚生子,很少做传统上让人们过上富足、幸福生活的事情。

新的《社交媒体法》在犹他州是如何运作的

杨杰凯:嗯,首先,请你跟我解释一下,那个新的《社交媒体法》在犹他州是如何运作的,还有,它有什么意义?

坎德布:好的,《社交媒体法》主要做了两三件大事。它规定,未经家长同意,任何社交媒体公司不得为未成年人开立任何账户。这可不只是说你点击同意即可,有点像是说:本人在此声明,本人系……已成年。必须有独立的第三方认证。

它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向家长提供未成年人账户的访问权限,这样家长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对我来说,这至关重要。因为你知道,谁在抚养孩子呢?其实不是父母,不是老师,不是私人教师,也不是神职人员,而是推特上的网红,正是这些人占据了我们孩子的耳朵和灵魂,家长们应该知道这一点。

杨杰凯:或者抖音(TikTok)。

坎德布:或者抖音,一点没错,抖音上的网红,在许多方面真的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犹他州说“不”,家长应有权访问。

我们在年轻人中看到了大量的精神退化,表现为抑郁、自杀企图,有人因为自虐进了急诊室。再说一次,不是歇斯底里的老保守人士这么说的。我是说,是数据这么说的,这显而易见。在某些地区的一些高中,接近或超过50%的女性正在服用某种抗抑郁药或精神药物,这很不好。

社会科学界的一大争论是,原因究竟是社交媒体还是睡眠不足?可能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社交媒体让孩子们睡不着觉。所以犹他州法律规定,晚上10:30到早晨6:30之间,儿童不得使用社交媒体。直到今天,在上述时段,广播电视上都没有不良节目,就像法院强制实施并维持宵禁一样,一样的事情,只是在互联网世界罢了。

杨杰凯:这个我听说了,听起来真的很严格,亚当。

坎德布:是的,我也这样想,但它遵循了各种各样我们一直有的规则。正如我所说的,宵禁的规则,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并且得到了法庭的支持。儿童享有的“第一修正案”权利比成年人要少,比如,不雅节目仍然存在,广播电视仍然存在监管。因此,你在有线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实际上是广播频道的少数几个频道,它们不能有裸体,不能在一天中的特定时段说脏话,这是为了保护儿童。

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不久前,一些更积极的努力让我颇感欣慰。智能手机之类的东西可以被偷偷带进卧室,家长很难控制。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说“不”,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规则来帮助所有人。

大科技公司滥用《通信规范法》第230条

杨杰凯:因此,现在有一场关于所谓的虚假资讯产业综合体的大讨论。当你在川普(特朗普)政府工作时,你在考虑对第230条进行某种修订,以应对大科技公司平台等的越权行为。现在,我们看到了更不得了的事情,有许多人,也许你和我在2020年之前都没有完全想像到。让我们简单地聊聊,第230条的现实很有意思,因为它提供了很多自由,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对吧?所以中间仿佛有一条路,也许你可以向我解释一下其中的情况。

坎德布:当然可以。它们是两个非常不同但相关的问题,我认为它们都是靠着大科技公司的力量及其与政府许多机构、机关的相互关联而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政府,还有非营利部门和学术界。所以它们能够形成一个统一战线来表达某些观点。当然,“推特文件”(Twitter Files)表明某些……

我在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工作过,当时我不理解。但是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对美国人言行的监督,我认为这里有一种方法,我们在这场辩论中经常发现,就是重新定义术语。拿“恐怖主义威胁”来说,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美国之外的事。通常只给这些机构法律授权监视外国人,监视外国人的通信,突然之间被用于美国国内,而且不幸的是还经常这么干。

这样一来,所有那些奇怪的非营利组织就有点小小的奇怪的扩张了,它们似乎与许多……情报界密切合作,制造警讯,制造你谈论的一些概念:“虚假资讯”“错误资讯”。如果放在五年左右以前,有谁听说过这些名词呢?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虚假资讯”的。在互联网上人们谈论间谍,谈论二战,但没有人谈论“错误资讯”或“虚假资讯”。这是新词,是造出来的,是一帮想监视我们言行的人造出来的。这就麻烦了。

第230条的适用情况有点不同。这是个非常、非常短的法规,我鼓励你的观众一定要去看一看。230(C)很重要,或者C1已经变得重要起来了,但实际上C2是国会感兴趣的,这应该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它为电话和电报公司拥有的大型平台提供了这种保护,甚至保护邮递包裹的公共承运人。

因此,如果两名歹徒通过一家电话公司完成了一次通话,密谋实施犯罪或诽谤杨这个人,通话的这二人将承担法律责任,而电话公司则不必承担,这就是第230(C1)条款要干的事。上面写着,“如果和用户发生了冲突,脸书是没有责任的。”法院所做的,再说一次,是在华盛顿特区大科技公司大量花钱、大科技公司的影响力和学术界的非营利组织的帮助下实现的,他们说,“不,不,没有。”

C1所涉及的内容与平台所进行的任何言论有关,就像无所不包了。例如,我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或极坏的、不幸地被经常引用的特殊例子是“锡克教徒争取正义”。锡克教群体基于其宗教信仰,声称其中一个平台歧视他们,他们(平台方)得到了C1的保护。现在,请注意这与我们所说的诽谤情形之间的区别。在诽谤情形下,两个人在电话中说了一些诽谤性的话,你可以起诉用户,你不能起诉平台。在这里,锡克教徒说,“哦不,脸书歧视我们,C1却保护了他们(平台方)。”从那以后,这种情况有增无减。

如果脸书说,“我保证会转发你们的帖子,不会审查它们。”不,脸书对他们言论审查,太糟糕了,太令人伤心了。C1保护你(平台方),你却进行消费者欺诈,你违反国家法律进行欺诈性索赔。太糟糕了,太令人伤心了。它们涉及公司编辑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C1保护了你。

这种相当有限的保护有点像几百年来我们对电话、电报的保护,说真的,没有这种保护我们也到不了今天。但这种保护已经演变到无论平台做任何事情都保护平台。话又说回来,这又如何适应这个怪异的世界呢,在这个世界里所有那些非营利组织都与政府合作,进行言论审查和监督。

我们看到采取的方式是,这些平台与非营利组织密切合作,并且很大程度上冒着这种奇妙的、卓越的法律保护被剥夺的风险。这就是拜登所说的,所有那些听证会都谈这个。那些参议员、共和党人和众议员说,“哦,如果你们不审查更多的人,我们将收回第230(C1)条款。”那公司又能如何呢?

所以,我确实看到这些事情是相互关联的,正如你指出的,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而且很复杂,很难描述。所以这有点像是一场完美的风暴,民主党的监控和监督还不太到位,因为情况出现了,很难解释。

杨杰凯:是的,这很吸引人,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一方面,在你看来,原来的规则已经被滥用了,对吧?原来的法律已经被滥用了。

坎德布:没错。

杨杰凯:但实际上是滥用,是消除对法律的滥用,这(滥用法律)基本上被当作威胁了。

坎德布:是的,完全正确,没错,我已经参与了其中一些案件。非常令人沮丧,因为这些平台雇用了全国一流的律师。他们有点不太统一,但他们松散地合作,以确保提出正确的意见。举个例子,我引用的那个案例“锡克教徒争取正义”,实际上此案大部分都是自我辩护,因此,他们基本上是让一个不是律师的人代表自己与华盛顿特区顶级律师的“死星”博弈。

看看舆论怎么说的!它只是复制了大科技公司律师的所有措辞,这些措辞变成了法律,然后又在下一个案例中被引用。

所以,这是一个统一的压力,将C1扩大到荒谬的程度。但你知道,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局面,因为现在他们有了这个,他们越来越依赖于这种法律责任保护,这成为民主党人可以握在手里对付他们的一根更大的棒子。

我们继续与亚当‧坎德布交谈,他是“振兴美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学教授。

第230(C1)条款的由来

杨杰凯:小公司,比方说,想要进入社交媒体领域或某种领域,在那里人们的观点可能具有诽谤性、侵犯版权或类似的问题,这样的公司需要保护,否则就会被起诉至破产。

坎德布:对,我的意思是,我发现最初的构想是有道理的,第230(C1)条款是有道理的。我是说,脸书不应该为其用户发帖负责。我不想让他们为此负责。但是,如果他们基于宗教或种族原因歧视他人,我确实想让他们负责,或者如你所知,根据德州的《社交媒体法》的规定,基于他们的政治观点歧视他人,我认为应该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平台本身不交流任何东西,是平台用户用它们来进行交流。它们提供一种服务,这种服务和其它服务一样,就像去一家餐馆,就像公共住宿。

杨杰凯:我认为,基本上你的论点是,你的立场是……你只是想,你想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很有意思。我刚才没有……我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

坎德布:是的。我说了,我一直都是保守的。原来的方式是最好的。是的,一点没错。

杨杰凯:那么,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想了解一下你是如何开始研究这些,正如你所描述的,无趣的东西,但对我们当今社会有着深远意义的东西。请跟我讲讲你的经历吧,一路走来,你遇到过一些非常有趣的案例,实际上给你带来了很多麻烦。

坎德布:是啊,有点心痛。我上过法学院,我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之后我在第九巡回法院首席法官克利福德‧华莱士(J. Clifford Wallace)手下担任书记员,然后和很多人一样,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助理。这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末、1998年、1999年。1996年的《电信法》,实际上第230条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有点像我职业生涯的主旋律,但它近期才刚刚通过。《电信法》的主要部分与《通信规范法》无关,它与当地的电话行业竞争有关,现在人们都开始打鼾了,但是这种奇怪的装出来的努力,目的是在地方一级形成竞争。监管非常严格,律师们非常忙,我也参与其中。

我在联邦通信委员会工作了三年,当时正值那些问题的高峰期,然后我想,我受够了华盛顿特区。当时电信行业不景气。我非常幸运,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成为一名教授,我把家搬到了密歇根州的东兰辛(East Lansing),在那里教了大约10年的书,在平静的中西部生活。

然后真的只是偶然地,我参与了两起案件。其中一个非常有争议性,贾里德‧泰勒(Jared Taylor),他的组织叫“美国复兴”,他自称是白人拥护者,但大多数诋毁他的人都称他为白人民族主义者,他被踢出了推特。还有梅根‧墨菲(Megan Murphy),一个来自温哥华地区的加拿大女权主义者,她被踢出了推特,因为她给一个直言不讳的政治对手用错了性别称呼。

我之所以参与了这些案件,真的是因为第230条。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第230条的参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过去的电报和电话法规。我一直认为,它保护了平台免受用户诽谤或其它非法言论的影响。

然后我们上了法庭。这就像……哦,那不是他们在加州做事的方式。所有这些新规定实质上是说,“不,第230(C1)条款保护了推特的一项决定,该决定认为贾里德‧泰勒不配出现在推特上或梅根‧墨菲不配出现在推特上”,他们有编辑自由裁量权这样做,哪怕法规中没这么说,这让我很生气。

这让我非常生气,因为这个系统是不应该这么干的。你有一个非常保护平台的法令,它做了所有我们喜欢的好事,允许小公司进入,允许人们表达自己,而不用让平台对他们说的话负责。然后你看到它通过非常无理的争论和滥用法律变得更大了。于是,我开始写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为遭到大科技公司平台审查的人辩护

杨杰凯:我想明确一下,你对这些不同的立场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同情,对吗?

坎德布:是的,这是……我是一个人到中年的犹太法学教授,我不是白人民族主义者。

杨杰凯:是的,很明显,但这是一种……我提到这一点的原因,在这个时代很重要的是,例如一些律师因受理案子而受到批评,尽管律师当然应该受理一些最恶劣的人的案子,那些人不应该……你甚至永远都不想在黑暗的小巷里遇见他们,或甚至不想和他们说话,对吧?但律师应该受理那些案子,并积极为那些人辩护。我们的系统就是这样运作的。

坎德布:没错。我为贾里德‧泰勒辩护,导致我丢了饭碗。我永远不会离开密歇根州。如果我没有终身教职,我的情况可能会很糟糕。但是,贾里德遵守了规则。他很有礼貌,如果他完了,所有的民族主义者就都完了。这意味着,要告别(法国的马琳‧)勒庞夫人了,意大利总理斯乔治娅‧梅洛尼、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也要完了。这是滑坡效应,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的意思是,他遵守了规则,如果第一个是他,下一个又会是谁呢?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只是开始。他和梅根‧墨菲有点像煤矿里的金丝雀,有预警作用。我曾经知道,如果他们不遵守规则,那么他们就不会遵守任何人的规则。这是一条通向川普总统的道路,因为有人认为,他们拥有完全的编辑控制权,不管民权法、不管合同、不管消费者欺诈,可以决定谁在他们的网络上出现,并受到像贾里德‧泰勒和梅根‧墨菲这样我们输掉的案件的鼓舞,这些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这是结束的开始,我不太愿意说我是对的,但我确实是对的。

德州《社交媒体法》规定:平台不能基于观点歧视用户

杨杰凯:我不得不提到一点,因为你经常听到,特别是在保守派的辩论中,说这是一家私人公司,它应该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是吗?

坎德布:电话公司是私人的,它必须为每个人提供服务;电报公司是私营的,他们必须为每个人提供服务;餐馆是私人的,他们必须为每个人提供服务;高等教育学校是私人机构,他们不能歧视。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所做的就是提供一种服务,就像电话公司一样,就像联邦快递一样,这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在宪法授权的范围内,各州可以说,“看,你必须为每个人提供服务。他们遵循你的规则,他们同意遵守你的规则,你必须为他们服务。”

但我们可以谈一谈,为什么法院对第230条的扩展如此开放。我认为,一般来说,法官都喜欢简单的结案方式,而责任保护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案件一开始,他们就会想,“哦,搞定了。”把它划掉,接着处理下一个案件。而且,这是意识形态的奇怪结合。我认为,当这个问题上升到法院时,我们会看到这一点。

许多共和党人都非常崇尚自由主义,他们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就像我们的电线一样,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第一修正案保证了这一点。民主党人、自由派法官,他们喜欢那里的言论审查制度。所以这是一场完美风暴,两党法官联合起来扩大C1。直到最近,像托马斯大法官这样的人在单独的声明中以及下级法院的一些其他法官说,“不,这太疯狂了。”

杨杰凯:嗯。好吧,让我们来谈谈德州的《社交媒体法》,我知道你很喜欢它。

坎德布:是的,我非常喜欢。所以,向州长阿博特和参议员休斯致敬!他们真的让这一切发生了。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法律,它很短,披露条款部分有点长,但是你的观众尽管去查一下吧。HB20,德州《社交媒体法》,甚至互联网上都有了,它做的就是,就是说,平台不能基于观点进行歧视。

杨杰凯:亚当‧坎德布,很高兴你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坎德布:谢谢你邀请我,杨。

杨杰凯: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对亚当‧坎德布的采访。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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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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