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2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中共党魁提出“中国梦”，鼓励青年人为此而“不懈奋斗”和学会“吃苦”，但青年人反向而行，纷纷离开大城市，不少人奔赴云南大理去躺平。
赴大理的“躺平”潮
云南大理海拔2000米以上，古城古色古香，夏天不会太热，冬天不会太冷，而且日照充足，还有慢节奏的生活和低廉的物价，从上世纪90年代起，大理就是成为一些文艺人士的聚集地，但疫情三年却迎来了年轻人赴大理躺平的一个高峰。
2021年以来严格的清零政策让民众陆续失业、企业倒闭，经济环境让很多人降低了期望，即使开网约车和送外卖这样的保底工作，也陷入了激烈的“内卷”。很多人认为，与其做那些亏空身体、没有前途的工作，还不如降低欲望、躺平思考人生。
2022年3月上海封城后，大理又涌入了更多的数字游民，他们来到这里办公、聚会、玩耍，获得一种相对的宁静与自由。
因此从企业家、数字游民到不满现状的年轻人都奔赴大理，大理成中国人躺平的避风港。
以最近的数据为例，2023年11月份，微信上“大理”的搜索量比一年前增长了7%，7月底的一天飙升了约290%，当时许多中国人都在预订夏季旅行。
有人将赴大理的年轻人分为三种，一是是厌倦大都市快节奏生活、被996压得喘不过气、选择在大理疗愈心灵数字游民；二是刚毕业没有工作、趁着年轻过来体验躺平生活的大学生；三是长期住在大理的帐篷一族，他们是真的躺平，平时随便干点零活，就能保证生活。
昆明许先生告诉大纪元，“疫情前也有外省人，那时候就有北方来的环境移民；现在大理到处都是从北方来的，到处是外地人，或有点钱的，把大理当作一个居住地了；以前外国人也多，现在外国人少了。
“特别最近这一年，像北上广深的年轻人来的比较多”，他说，大理就像一个打卡的地方，好像一股小的潮流。
许先生表示，实际上来的那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主要厌恶了大城市的那种生活，来这里就是要释放压力，把大理看作一个避风港。
“大理房价低、生活压力小，气候又好，一套四五十个平方的房子，租的话大概就一千多，比北上广深那些地方，生活的费用低得很多，他们认为就是首选。”
目前旅居海外的陆先生曾是在大理生活过的最早期自由职业者，他告诉大纪元，他刚开始在云南的时候，和他们一块玩的只有洋人，偶尔会有一些像北京、上海、深圳的一些比较先锋前卫的年轻人。
“原因一样，都是想逃离大城市的那种拥挤，包括高的物价，糟糕的空气，还有人和人之间那种不友善的关系。”
陆先生表示，大多数还是年轻人，首先这些人没有孩子，没有家庭种负担，他们可以选择这种自由，一般有家庭的就不是这么考虑，孩子的上学各方面还是问题。
“你要对未来有强大的信心，可以抵御没有这些东西带来的恐慌感，比如说未来涉及到养老、医疗，孩子在长大以后，你如何给孩子提供一些大城市的资源。”他说，“有一些人慢慢年龄大了以后，比如从北京来到云南生活几年以后，再回到北京很难再重新融入，所以这主要是年轻挥洒青春的地方。”
对于他们怎么生活的？陆先生认为，真的是很难去说清楚，只能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早期他们会通过旅游论坛或新浪微博，发一些旅游的见闻，吸引到一些粉丝，把当地的一些特产重新包装一下卖给粉丝，也不少挣钱的。
“总有一些办法能让他们生存下去”，他说，比如说他能告诉别人更好的生活体验，有的人做导游，还有一些写作；还有一些他们本身是程序员，他在北京也是干，在云南也是干，他接到一个活，然后按照甲方要求编一个东西；或者是通过网络，总能在互联网上找到挣钱的方式；还有一些搞加密货币的。
“他们无论怎么生活，肯定比在城市的生活方式更高级”，他说。
陆先生表示，能躲到丽江大理这种地方的人，生活工作方式与城市完全不一样，大城市基本上没有什么个人生活，你的所有时间都得交出去了，但是在大理，大部分时间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大理的新人主要就是这两类：躺平和陋居，他们的首要需求是经济稳定，不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赚钱是首要目标”，来自中国南方科技中心深圳的企业家高先生告诉《金融时报》。
在大理古城，游客们品尝着含有多种云南野生蘑菇的火锅，年轻人在一家商店外的牌子上贴了便条。
一张纸条写道：“我一直在努力赚钱，但经过三年的疫情，我终于明白，我不喜欢名利和城市的水泥盒、玻璃壳。”
一位在大理推销时尚袜子的女士表示，她以前在重庆当过护士，但不喜欢长时间工作。现在，她在大理每天的收入在50至100元之间，“由于大理的生活成本较低，这对我来说通常已经足够了”。
躺平：与中共当局不合作的运动
中共党魁要求“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随着清零政策对中国公民个人自由的限制，经济陷入停滞，加剧了青年失业危机，在就业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共党魁给大学生去信，称新时代中国青年应走进乡土，“自找苦吃”。
但这种空洞的口号在中国年轻一代人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他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过度劳累和压力过大，他们开始放弃雄心和努力、拒绝吃苦，而前往大理成为一个避难所，暗中挑战共产党“中国梦”的意识形态。
2021年4月份，一篇题为“躺平就是正义”的帖子在大陆网络上疯传，开启了“躺平”运动，5月份，关于“平躺”的讨论升温。
一个广为流传的微博帖子上说“躺平是韭菜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同时有标题 “躺下的韭菜不容易收割”的漫画出现：韭菜都向地面匍匐时，一把收割的镰刀徒劳地在空中挥舞着。
社交媒体上，有关“躺平”讨论渐渐使这个概念变得清晰，“躺平”是指放弃靠拚命工作来攒钱、不断产生焦虑而伤身的生活模式，而采取主动降低自身欲望，从而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生活哲学。
他们说，躺平者是一群不甘心的顺从者，在所有社会上升通道被切断之后，他们相信既得利益阶层垄断了资源，知道当局的监控已经渗透到毛细血管，所以就开始自觉边缘化于主流，用最无奈的方式寻求个人生活的自由。
他们相信：这个社会，勤劳是不能致富的，知识是不能改变命运的，甚至对于许多真理和真相都是没有资格去知道的。
“蜂箱里的蜜蜂就算一辈子辛勤采蜜，采的蜜也是归蜂箱制作者享用”，“由于剥削和吸血阶层的存在，无论他们如何伪装，目标都是我们”，他们说。
许先生表示，中国梦是中共政府的梦，和咱们老百姓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他们说的话那谁信啊，这些年轻人都是有一定思考能力，他怎么会信呢？
“根源就是看不到希望，中国梦和年轻人没有关系，和中国人没有关系。”他说。
“中共对内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压榨，作为一个生命体，他都能感受到这种被压榨。所以说大家很多欲望都没有了，消费、生育的欲望都在降低。”陆先生说。
他表示，本来在一个正常社会，生命这种欲望都是会自然释放出来的，但给用得太狠了，要的太多了。你如果还有这样的欲望的话，无疑将会来到更多的磨难。
“它有各种压榨老百姓的政策，动态清零、高房价什么的，就好像把一个人身体里的血给抽得太多了，你抽个抽个400CC的，还可以继续活下去。你一上来就抽4000CC的，我只剩喘气了。”
一本名叫《逃避统治的艺术》在大理躺平圈里走红，这本书本来是以人类学的视角记录了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但被大理的躺平者解释为对中共所谓“一带一路”“中国梦”之类叙事的反抗。
陆先生表示，很明显，中共的这个政策呢，是想驱使这些没有干劲的这些年轻人充满干劲，它发现现在用这种宣传的方式啊，不太好用了。
“他们都是相对比较另类的年轻人，哪怕形象不另类，内心也是对自由特别地渴望”，他说，用逃避这个词，可能还矮化他们了，他们还是具备一些反抗精神的，就是对现有生活的那种方式，他们是主动改变。
“（在大理）你可以有很多朋友，而且很容易遇到具有包容性和开放心态的人，你可以自由地放飞自己的理想”，深圳企业家高先生说，他估计，大理州人口360万，目前约有10万“另类思想”人士。
从躺平到十不、摆烂和走线
三年疫情期间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对所有的中国人造成了伤害，除了躺平之外，网络上有了各种“润”出中国的讨论，尤其是2022年4月的上海封城，民众移民意愿空前高涨。
随着中国社会控制的加剧与经济继续下行，目前走线美国的中国人已成为增长最快群体，2022年有超过2.4万名中国公民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超过了过去10年的总和。
对于那些既不能走线出国，又无法忍受社会现状的年轻人来说，一个新词“摆烂”流行起来，它传达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悲观，实质上是放弃在社会上追求任何成就，根本不做任何努力。
在流传出来的一些大学生的毕业照中，毕业生们不再笑容满面、自豪地举起他们的毕业证书，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摆烂”“躺平”姿势。
去年3月份网络上流行“四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娃）后，又热传“十不青年”：不献血、不捐款、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买彩票、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动。
中国年轻人用“躺平”“摆烂”或“十不青年”来表明他们不配合官方的宏大叙事，反映了当下共同的社会情绪。
不过陆先生认为，尽管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一些属于中国（中共）的问题，他们解决不了，比如说生孩子，甭管是躲在大理也好，你在上海也好，问题基本上一样。
“所以说躲到大理这个环境，只能躲开一部分中共制造的麻烦，并不是全部。”他说。
“如果是去到加拿大、法国，不会有这个问题，生孩子没有问题，政府不会收你学费，不会把孩子当成肉票。所以说只要在中国，这个问题就无解，包括医疗、生育、培养下一代和养老，在中国这个环境，去哪儿都一样。”
陆先生表示，现在唯一的就是还能够往国外躲，还有机会，基本上都跑了，真正还能够在大理那种地方的人，大家都是小心翼翼地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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