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上海公职人员:防疫封城是场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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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6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马尚恩洛杉矶报导)“上海封城”虽已过去,但它带来的影响和伤痛仍在蔓延。“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曾在上海徐汇区街道担任公职的颜维颖(Elena Yan)说,上海封城不仅打残了上海经济,更是对市民的精神折磨,“在这个城市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

颜维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学毕业后,进入徐汇区康健街道做会计。稳定的工作,不菲的薪水福利,在一般人眼里,她捧着“金饭碗”。但2020年爆发的中共病毒疫情及两年后的封城,让她看到太多人间惨剧和中共体制的荒谬残酷,精神备受折磨,于是毅然逃离大陆来到美国。

2024年6月16日,来自上海的颜维颖在洛杉矶中国城参加抗议中共非法关押迫害独立记者黄雪琴和劳工活动人士王建兵的集会。(新唐人电视台)
2018年颜维颖在西班牙旅行资料照。(受访者提供)

“老上海人比较‘海派’,就是说思想比较自由,自主意识强,不太会人云亦云。”颜维颖说,19世纪英国人在沪上开埠后,上海文化深受自由思想的影响;2022年那场封城,对上海人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巨大创伤。

今年1月出国前,她看到,昔日人头攒动、车马繁华的街道,到处是歇业的告示;外国人成群光顾的几条街,几乎看不到外国人;曾经几万、十几万人民币一平米的公寓楼,打七折、甚至六折也无人问津⋯⋯种种变化都始于那场封城,却没有因封城结束而结束。颜维颖反思:其实,这场人祸并不让人意外,只要中共存在,将来也还会发生。

一场政治运动

“上海是4月1日开始封控的,一开始政府通知说是七天,后来变成一个月,最后到了6月才解封。”颜维颖说,“它(政府)一开始就等于在欺骗,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关了好几个月。”

封城开始,颜维颖所在街道成立了防疫办公室,每名工作人员负责对接一个居委会。颜维颖负责樱花园小区,每天做核酸抗原的疫情检测。街道要求,每名防疫人员每天早晨6点就要赶到居委会,拿着大喇叭到一栋一栋居民楼下叫醒居民,让他们下来检测,早晚共两次。

“为什么大清早就要把人给叫起来?为什么不能晚一点呢?”颜维颖很不理解。有的居民不愿下来,居委会人员就在楼下不停高喊“某某某、几零几房,下来做核酸!”同时到居民家门口不断按门铃;还有人不停给居民打电话,直到对方下来。

中共实施“网格化”管理,对于每户居民的信息,包括名字、家里几口人、电话号码、工作单位,乃至谁家有精神疾病患者、有法轮功学员、有谁进过监狱等,都一清二楚。

颜维颖说,经过一番折腾,大部分居民会配合,但也有人就是不下来。这时警察就会上门,以违反防疫法威胁要抓人。有的居民经不住恐吓,或不想找麻烦就妥协了。也有懂法律的居民反驳警察: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你不能强制我出门!这时警察就会破门而入,把人押出来。

有的居民说:“我是独居老人,有病不能下楼,不需要做检测;而且下面人多,可能让我染病。”但是居委会不管,会找人强行将其抬出来。

封城期间,保安把守小区大门,按照当局指令行事,居民在那两个月间根本无法出小区。

颜维颖虽出生在80年代后期,但也了解中共建政后一轮轮的政治运动。她说:“这场封城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运动。”

被折腾死的居民

封城期间,颜维颖朋友的父亲因炎症需要就医,但被小区保安挡着不给出门。家人打电话找居委会,经过批条子、盖公章,折腾了几天,终于被同意上医院,但出了小区却叫不到救护车。等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送到医院,医院却没有医生看病,只开了点消炎药。一个月后,六十多岁的老人去世了。

“这位朋友说,是共产党害死了他父亲,他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颜维颖说。

新发病的患者就医难,老病号、尤其精神疾病患者就更惨。颜维颖骑车从居民楼下经过,可以听到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哭嚎——这些患者断了药物,精神陷入崩溃。

她本人所在小区也有一位精神病患者,那家人央求她帮助拿药。颜维颖就到了精神病医院,医院人员不愿开门,经她极力劝说,终于隔着大门护栏给了一点药。她说:“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封城初期,退休小提琴家陈顺平因被医院拒收,疼痛难忍而跳楼自杀。台湾经济学者郎咸平的母亲即便到了急诊室门前,也因无核酸检测结果被拒绝就医而过世。“这种情况很多。一般人不那么出名,死了也没人知道。”颜维颖说,“深夜里,经常能够听见老百姓对着窗户喊:我要出去!”

封城强行中断了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那些高血压、老年病、慢性病患者突然被断药,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颜维颖有段时间从早到晚接的都是投诉电话,但民众投诉也没用,政府不管。熬到5月底,市政府才允许给居民配药,但只能到社区医院配些基础药物。

颜维颖回忆,除了不能就医,也存在挨饿现象;而且挨饿了不能随便说,警察可能上门威胁。

在这座人口两千多万的大都市,每天都会有几百万居民需要买菜买粮,无预警封城,让大家措手不及。颜维颖说,虽然街道提供物资保护,负责为每一户分发粮食,但一般十天左右才发一次,每户都是同样份量。有的居民家里人多,一两天就吃完了,从第三天就只能饿着;而且,政府发的菜很多是变质的。有些人只能趁核酸检测时向邻居讨要。老上海人议论说:文革也没有这样呀!

另外,郊区的人口登记会有“空档”,有的房子本来没人,后来住了人,也会被遗漏发放食品。她说:“有的人给政府打电话,政府没人接听,可能就会饿着。”

据颜维颖了解,当时虽有团购,但老人一般不会用,而且不是每个社区都允许团购。

封城结束后,当局又强制打疫苗: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员工必须打,否则不能上班。各小区也有疫苗指标。随着街道的任务指标越来越高,人们发现,上海的死亡人数也陡然增加。

“一个小区一般有两三千户人家、六七千人,一天要死七八个人,以前从来没有过。”颜维颖说,“死的人很多,但不是因为感染病毒,都是心梗、脑梗之类的突发性疾病。”

她回忆,她家所在街道距龙华殡仪馆很近。殡仪馆对街道说,尸体堆不下了。做大型餐饮的朋友对她说:“这两天冷冻海鲜千万不要吃。”上海好几个有名的大冻库,都被政府征用存放尸体了。

颜维颖的母亲打完第二针疫苗,出现血栓和高血压,手臂肿了两个月;一位亲戚打疫苗后出现全身荨麻疹,两年多了还时不时全身发红发痒;另一位亲戚打完疫苗出现面瘫。

全上海施行疫苗令后,高血压、血栓、白血病、糖尿病、肾病、肺病等病例大量爆发,颜维颖说:“我身边听到的很多,就是打完疫苗出现的。”

中共思想控制基层官员

颜维颖说,上海封城,也是中共对官员的“忠诚度”检验。

她平日接触很多基层官员,看到老一辈公职人员对中共政策多是敢怒不敢言,只有熟悉的朋友才会讲些真话,悄悄说不要去打疫苗;很多基层公职人员是“双面人”,在公开场合,没人敢说真话。

她说,大概五年前,所有公职人员开始被强制使用“学习强国”软件,每周七天都要“学习”。该软件会计算阅读时间,文章读太快不行;看完后要放入收藏夹、发多少条评论、做题,每天要完成40分,还有排名。如有人没完成,所在党支部就会被通报批评。每个支部每周还要阅读习近平著作,读完要一起谈感受、“自我批评”。

不愿再与共产党为伍

国内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往公职队伍里挤,但颜维颖当时觉得实在待不下去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从政治观点、从工作思维上,不能接受共产党的做法。”她说,“很多做法就是愚弄、欺骗民众。”

她感觉,很多政府官员、公职教师只会按指令行事,“共产党要他做什么,他就会去做什么;甚至共产党让他们去杀人,他们也会做”。她感到长期下去,不仅思想情感压抑,人格也会扭曲:“我不愿待在这样的国家,也不愿后代失去独立的人格。”

颜维颖看到疫情期间当局的做法荒唐、违背人性,就提出意见,结果渐渐成了单位的“异类”。“明知领导说的不科学、不人道、不合逻辑,你也要说领导说得对。”她说,“在共产党体制里,只要你有良知,日子就难过,就会受排挤。”

颜维颖平日接触很多底层民众,所见所闻触目惊心,人们的愤怒、无奈让她心疼,但又无能为力。

“这场(封城)运动让我彻底看清了共产党:这个政权满是仇恨贪婪,不是保护人民,而是在残害人民。”“我不愿再与共产党为伍,因为他们违背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她说。◇

责任编辑: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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