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是个伪命题

——在悉尼“中国如何才能真正稳定”研讨会上的发言(1/12/2003)

张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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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1月20日讯】十几年来,“稳定”是一个最被频繁提及的词。由于缺乏一个精确的、公诸天下并获广泛共识的定义,朝野各界对“什么是稳定”的理解差异,被表面上的心照不宣所掩盖。在这种的情况下,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所谓“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往往成为回避一切社会矛盾、拖延一切紧迫问题的“万金油”式的遁词。甚至于“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换取多数人的安定”这种赤裸裸反人性的冷酷,也能堂而皇之地流行于官式道德的殿堂。

我认为,在社会矛盾的范畴内谈论“稳定压倒一切”与“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根本就是伪命题。这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从来都是充满各种矛盾、纠纷和冲突的。就社会矛盾和对立的存在、揭露和变动而言,谈论静态式的“稳定”是没有意义的。真正值得探讨的,是一个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宣泄口,是否有合理的机制使社会矛盾得以自然的纾解与消散,而不是积累与汇集。

就以我们大家现在所居住的澳洲来说吧,象劳资纠纷、贫富差异、城乡区别、种族偏见、党派分歧、政府更替、森林砍伐、环境问题、枪支管制问题、机场噪音问题、中小学教育问题、船民和黑民问题、向土着道歉问题、毒品合法化问题、……,都是常常引起全社会争论的问题。而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更是司空见惯,偶尔场面还会十分火爆,如有关反对全球化的游行等。然而在澳洲,“稳定”并未因此而成为问题,也不见人们因此而担心、呼吁甚或谈论“稳定”。这正是因为澳洲的确存在化解冲突、危机的机制。

首先,澳洲是公民社会,自发自治的民间力量、社区团体如工会、宗教团体、民族社区等等,为释放和消散社会矛盾的压力提供了第一位的和容量巨大的缓冲区。大量的社会工作,根本无需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便得以在民间完成。例如,我个人在中国和澳洲都在工厂里做过工人,亲眼见到由于澳洲工会的存在,工人与厂方间日常微小的矛盾纠纷在“萌芽阶段”就有了及时宣泄、沟通和妥协的渠道,极少会发展到具规模的工潮。再如,象救世军一类的宗教慈善团体救济贫困的工作,也是一个例子。

其次,由于因利益、信仰或兴趣而结合的民间团体广泛而自由的存在,也为公民提供了寻求精神寄托或实质帮助的处所和多种多样的选择。减少了公民因无助而挺而走险的机会。

第三,众多独立、多元的传播媒体和信息交流工具,为社会问题的及时暴露和民众情感的及时宣泄,提供了有效的场所。

第四,法治体系和公正、独立的司法,也是防止社会冲突非理性化的一个关键。

第五,定期的公职选举,为“沉默大多数”的下情得以上达提供了最后的渠道。例如,我们都看到过有几次补选中自由党失利的新闻,政府总理霍华德都出来发表诸如“你们的信息我收到了”之类得讲话。其实,如果他此时没有“收到信息”,大选时的失利下台将会是选民发给他的最后一个信息。

在一个没有提供矛盾宣泄、化解机制的社会体系,一味片面地强调“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就犹如在高压锅炉上消灭一切排气孔,就犹如以掩闭双耳来消灭铃声:所要消灭的,并不是“不稳定因素”自身,而是“不稳定因素”所引起的表面征象。

以强力压制来维持稳定,虽然能暂时地掩盖“不稳定因素”的表征和推延社会危机的爆发,但同时也将使社会矛盾得以积累、汇合,从而激化强化,最终突破压制的极限而一发不可收拾,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解体和动荡。而这正可能是普通民众所担懮的那种“不稳定”。

诚然,官式话语权掌握者口中的“稳定”更多地是指政府的稳定(如果以此标准,那么在社会稳定的澳洲,各政党少有能连续执政超过十几年的,可谓是“最不稳定”的了)。但是这以强力维持的后种“稳定”既不能无限期拖延,又要以社会崩盘的危险为代价,显然不应是人们所寄托的。

澳洲大纪元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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