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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2日讯】“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这是十月份华盛顿反战示威中的一个标语。911之后，在美国铲除塔列班政权之前、目前可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西方国家举行了多起反战示威，而且很多知识份子相当狂热地投入﹕美国有7,000位“知名人士”在报上连署了一个整版的反战公开信；120个加拿大“名人”也联合发表宣言说，对萨达姆开战是“不道德”的，使用武力打击伊拉克的任何军事目标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知名的极左派、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则在全美37个主要城市逐个组织“不要以我们的名义（开战）”的反战集会。
这些反战者的理由是否有道理？是否有理性？为什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土地上，会出现像阿拉伯世界那种狂热的反美、反西方者？
反战者的主要口号是“反对一切战争”，自视为“和平主义者”。热爱和平没有错，但人类的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和平并不是用反对一切战争而获得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清楚地展示，在必要时不使用军事手段，和平根本无法获得。这里的关键是，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把这两者完全不分，或故意混淆，不仅维护不了和平，结果往往是帮助了暴君，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从常识和基本逻辑来说，“和平主义者”要反战，那么他们应该首先反对最早的发动战争者，而不是抵抗者。在二战时，要反的应该是希特勒，而不是英美反抗者；在冷战中，要反的应该是向全世界扩张的共产苏联，而不是遏阻共产主义的美国和北约；今天，要反的是屠杀了三千多平民的伊斯兰原教旨者和制造大众毁灭性武器的萨达姆政权，而不是致力反恐、要解除伊拉克武装的美国。
但这些反战者的行为，说轻了，是本末倒置、是非不清；说重了，是故意混淆黑白，以“和平”的名义，默许、纵容和帮助萨达姆等威胁世界和平的独裁者。
反战者另一个理由是，战争会伤害平民，他们自视为“人道主义者”。但正义战争导致的平民伤亡，和非正义战争有意屠杀平民，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更不可混淆。在二战中、在十年前的海湾战争中、在不久前的阿富汗战争中，都有一定的平民伤亡，但这是人类为反抗邪恶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它和纳粹、东条英机们，以及萨达姆、塔列班们有意杀害平民的本质完全不同。今天美国要使用军事手段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可能要付出一些平民伤亡的代价，但如果不这样做，伊拉克的平民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将付出（一直在付出）更多、更大的伤亡，且不说巴格达政权研制核武和生化武器会威胁美国、以及全球更多平民的生命。
伊拉克异议作家、现在美国波士顿Brandeis大学担任教授的马基亚（Kanan Makiya）写过几本有关伊拉克的书，其中《残酷和沉默》（Cruelty and Silence）和《恐惧共和国》（Republic of Fear）最为知名。在《残酷和沉默》中，这位伊拉克出生的作家见证了萨达姆．侯赛因使用生化武器毒死了他全家的惨剧。萨达姆在1988年使用毒气，杀害了五千多伊拉克平民，其中包括马基亚的家人。他在书中写道﹕“当我来到靠近我们家房子的小河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母亲，她的嘴还咬着河床的沙子。所有我们家的成员都跑向河边，因为我曾告诉他们，水可以对付化学毒气。当他们跑到河里的时候，多数都窒息或昏厥，倒在河里淹死了。我把母亲的身体翻过来，她已死了。我想亲吻她，但我知道，这样做化学毒剂就会传染上我……我继续沿着河边走，发现了我的九岁女儿，拥抱着她的婶婶，她们都被毒死在河边。后来我又发现另外一个侄女的尸体。……我来到家里的房子，在二、三百平尺的院子里，我看到我们家庭的十多具尸体，我的孩子，我的兄弟，我的父亲，我的侄女和外甥……我的兄弟和我妻子的鼻子和嘴都冒出了血……我家里的25个成员都这样被毒死了……我非常痛苦，流了无数的眼泪，最后眼泪都哭干了。我们没有能力再感觉任何事情了。”
我不知道那些举行示威的“反战者”是否读过马基亚的书，是否曾想过伊拉克在萨达姆统治下每天发生的“平民伤亡”。他们如果不是在用双重标准，就是故意混淆概念。
在可以自由获得信息的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简单分析说，主要有这样四个原因﹕
第一，无知，缺乏基本逻辑能力。美国好莱坞历来是反战大本营之一。很多明星是知名的反战者。但这些明星经常闹出常识性的笑话。例如目前好莱坞最狂热反战的是女星芭波拉．史翠姗（Barbara Streisand），这位明星写给国会的抗议信，竟把萨达姆说成是“伊朗领导人”，一个连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人，却“正义凛然”地指责国会决议；而且她的信还被指出许多英文拼写错误，成为晚间电视脱口秀的笑料。
歌星麦当娜的前夫辛．潘（Sean Penn）是出名的浪荡公子；当年和麦当娜结婚时，面对媒体拍照的飞机，他在沙滩上堆出骂人脏话﹕“F— You！”但这次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却“严肃”起来，不仅发表强烈反战言论，还跑到巴格达去做秀，慰问那里医院的儿童，成为“反战”主力。
当年狂热反越战的好莱坞明星简．芳达，曾在河内头戴越军钢盔、使用越共高射炮，模拟对空中美国飞机射击，进行反美宣传。最近两名美国作家出版了《支持和慰问﹕简．芳达在越南》（Aid and Comfort: Jane Fonda in Vietnam）的专著，揭示这位最近和她的极左丈夫、CNN总裁泰特．特纳分居的女星当年反美拥共的细节。简．芳达后来为她的愚蠢行为向美国人民道了歉，但她至今仍是左派反战大合唱中的一员。
第二，从意识形态和书本理论出发，不面对现实。西方的反战者并不都是史翠姗和辛潘这样只会演电影、做假戏，没什么知识的人。上面提到那些美国、加拿大签名信的人，几乎都是大学教授等知识人，那么面对人类的邪恶，他们的头脑哪里去了？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研究西方左派的专著《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中对此解释说，因为他们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不是面对现实，不以“人”为中心。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生活在学院和书斋中，常有理论脱离实践的幼稚病。他们从理论出发，把美国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极权社会）进行乌托邦式的“美化”，这些学者中很少有人真正在共产国家、在阿拉伯极权国家长期生活过，他们对那个世界没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全凭着意识形态的想像来美化那里的人文环境，包括那里的统治者；于此同时夸大、渲染他们所居住的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缺点和不足。例如萨特当年曾在巴黎歌颂斯大林，泰南（Kenneth Tynan，英国戏剧家）在海德公园组织过支持卡斯特罗的集会，获诺贝尔文学奖多次提名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则把美国反恐嘲笑为“沉醉于国家性自恋”。
但也有左派知识份子，他们早期有乌托邦幻想，但接触到真实后，他们扬弃了脱离现实的理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就是这样。这位以这两本经典小说揭示了极权世界本质的思想家，原来也是一个的左派，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前往支持共和军，但在那里的经验，和他原来信仰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奥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服从现实经验（真实），而放弃了曾信仰的理论，并最终用文字为共产主义掘墓。
前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早年曾狂热地信仰毛泽东的革命，为此放弃西方生活，到北京去学中文，亲身体验社会主义。但在红色中国生活多年的真实生活经验，使她的乌托邦幻想破灭，于是她在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承认了自己当年狂热相信的只是一个神话和谎言。
现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的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也是这样，他曾撰文说，早期他相信毛的共产主义，但去中国之后，在那里的经验和亲身体会，使他发现了真实，成为美国学者里对中共极权统治勇敢的批评者之一。
第三，狂热，缺乏理性。知识份子多为读书人，按理说应该比平常人更多一些理性，更少一些情绪化的狂热。但西方左派和反战者的表现则恰恰相反。在反战游行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意识形态式的狂热。911后美国的每次民意调查，支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都占50％以上，说明多数美国人支持对伊拉克采取强势政策。但在美国却没有什么支持对伊动武的游行示威；而是那些反战者，动不动就上街，举行充满情绪化的游行。他们（以及反经济全球化示威）的那种狂热劲儿，颇有法国大革命中的群氓，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那种要翻身、要造反，要砸烂秩序的暴力劲头。狂热、缺乏理性者本质上不是知识份子，无论他有多少文化。难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说，“狂热是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的结果。”
第四，钻言论自由的空子，仇恨美国。美国反战最狂热者是乔姆斯基，他在越战时就宣称，越南是最民主的国家，美国最糟糕。这次911恐怖袭击之后，乔姆斯基又写了一本书，把这一切归罪于美国，其调子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者几乎一样。越战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乔姆斯基从没改变对美国的攻击，总是把美国描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国家。但乔姆斯基却绝不离开这个他认为“最糟糕”的国家，到他认为“最民主的”越南或其他地方。这说明在他心里，到底哪好哪坏，他是清清楚楚的。他就是要钻美国言论自由的空子，来渲泄反美、仇恨美国的情绪；那些举着“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标语牌的反战示威者，都是乔姆斯基式的仇恨美国者灌输出来的“小乔”而已。
冷战结束后，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说，共产主义失败后，自由主义已打败天下无敌手，历史已终结。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结尾都是悲观的，可能就是因为他预测到人性的弱点和左派狂热的后果。西方左派的这种狂热劲头和发展势力，不仅验证着“历史远没有终结”，而且自由的敌人绝不仅在西方之外，更在西方社会的内部。正如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以自己一生从激进的左派、到激烈地批评左派的经验所总结的那样，“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
（载《开放》2003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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