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8日】九月六日，是母亲逝世三周年忌日。由于人为的原因，我没有能够与母亲道别，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和亏空。在失去母亲的一千多个日子里，我总是在寻找母亲，感受那个坚强而活生生的生命。中西方传统文化中都有“灵魂不灭”之说，大概这正是支持我潜意识活动的一种动力。
记得当年一位刚失去父亲的朋友在电话中说：失去了亲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就永远地消失了。
这句话是如此贴切，如此真实地反映出我当时的痛苦和心境。是的，母亲之死，似乎敲响了生命的两极相撞的钟声。曾经纠缠不清，让人牵挂或者令人烦恼的事，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生命呈现出其清晰的脉络，再现生活的本质－－朴素、简洁、自然。就像天地万物，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如果将佛教的“轮回”比喻成四季的更替，那么，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母亲之死，预示着再生。那么，我生命的一部分，将与母亲一起“轮回”吗？
存在者的“禁忌”
在巴黎寓所的书柜上摆放的母亲肖像下写着：
王叔梧
（1934年10月－2000年9月）
照片上的母亲是去世前不久的音容。看上去仍然年轻，两眼有神，气质清朗、从容。一副洞察一切的样子，使她的神情略显疲倦，很有一种饱经磨难，一言难尽的嘲讽与坦然。
母亲出生于谓水河畔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家庭。曾祖父一生慈善行医，闻名乡里。外祖父自幼饱读诗书，三十年代初毕业于北大，辗转归里，立志振兴当地教育，到解放初期已见成效，被当地政府作为开明人士吸收为甘肃省政协委员。不久便在毛泽东的“引蛇出洞”时，因讲真话而被打成右派。在之后二十多年的艰难岁月里，一部〔庄子〕成为维持他生命的精神源泉。在下放改造的日子里，不论天寒地冻，还是刮风下雨，他每天清晨都在附近的水库旁一边疾走，一边念念有词地吟诵古经。他那雪白的长髯，飘逸肃穆的神情，在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朴素的乡人中引起的敬慕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样的家庭中，母亲虽为女子，也能入学读书，一直读到女子师范。也因了家庭，母亲受累一生。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在那些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中，母亲是顽强而刚烈的。她不仅承受着来自家庭的精神禁锢和生活压力，同时，作为长女，作为人妻，作为母亲，她忍辱负重，任劳任怨。面对逆境，不卑不亢，坚持原则，显示出不屈的傲骨和大义大德。
对母亲来说，她的娘家和自己的婚姻家庭是维系她一生的精神支柱。如果说后者是一种天然要尽的义务的话，前者则是母亲的事业，准确地说是义务和事业的混和体，这赋予母亲生活的意义。不这样去理解，就无法解释母亲那样一种无怨无悔，百折不饶，死而后已的无私与无畏。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母亲的情感天平似乎总是偏重于她的娘家一边。外婆长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一段时间里，舅姨们也来与我们同住，宽厚的父亲负担着我们一家六口和外祖父一家五口的日常生活。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父亲也被关进了“牛棚”，生活费减到最低。当时外婆已回乡照顾外公，舅姨们也各奔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从山村作短期劳动回来，天下着大雨，因惦着家里，我不顾一切地抄近路，走了一条又滑又陡的山路。当我一身泥水站在母亲面前时，快要生产的她正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时，我才知道家里已经断顿两天了。
小妹出生后，母亲在附近一家铸造厂找到一份临时工。母亲干的是最苦最累的装卸工作，每天要往卡车上装卸几吨铸铁用的黑沙。一天下来，手臂肿痛，满脸乌黑，口罩要换几个，回到家洗脸水都变成黑色的，要换洗几次才见水色，呼吸道总是充满永远也嗽洗不完的铅沙。数年后当我在异国得知母亲患了咽喉癌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那致命的工业污染。
在那些“七亿神州尽舜尧”的艰难岁月里，母亲是坚毅大度的。外婆的去世，对母亲是一次打击。她对娘家人的照顾更多了，也更艰难了。母亲的大妹，因住在外祖父工作过的县城，所以受连累最重。在贫困和不断的惊恐中，大姨患了肺结核。母亲千方百计地买到贵重药品寄给大姨，之后，甚至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将已经肺穿孔的大姨接来与我们同住，就近照顾她，为她治病。大姨去世时，年仅36岁，留下四个孩子，最小的才两岁。母亲不堪忍受“没娘娃儿”的情形，不顾自己的困境，将大姨的几个孩子全部接来。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时间不长，严峻的现实使得她身心俱损，不得不将孩子们送回他们的父亲身边。
不仅如此。舅舅们要结婚了，母亲用国家限量的、每人每年极其有限的布票，扯来布连夜为她的弟弟们赶做新衣。外祖父最器重的小舅，高中毕业后，回乡监督劳动，因长期缺乏营养，头发都变红了，有时靠卖指甲换几分钱零用。母亲听说后很是心酸，硬是从牙缝里挤出几块钱来寄给小舅。后来，小舅被分配到甘南地质勘测队工作，途经兰州时，母亲和父亲搜集起家里仅有的一元多钱，让我送去在汽车站转车的小舅。我至今无法忘记，小舅接过那些皱褶旧损，有着酸腐气味的毛票时的神情。
就这样，母亲如此全身心地奉献。看见家人一个个遭受磨难，她心里永远充满内疚，好像这些苦难都与她有关似的。但母亲无力补天，当我们都已渐渐长大，父亲出头无日，母亲再也无法分心，不得不全身心顾及我们时，她的内心是痛苦而矛盾的。分析母亲的心理，她的困惑不仅仅由于当时严酷的社会环境，还有更深的传统文化根源。母亲心比天高，但客观上却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外祖父的威仪，对她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法力。一声轻叹，既是雷鸣。落难的外祖父，似乎有了一点人情味，但这又多了一个让母亲奋不顾身的理由。母亲无法走出重男轻女的巢臼，她的父亲也好，弟弟们也罢，都是她的“天”。但是她并不甘心被“轻”了。她用自己的全部心血，甚至超过自己所能的牺牲，想证明的就是“男女都一样”的平等。然而，遗憾的是，一九七七年外祖父得到平反的消息，一时气血冲心，患脑溢血致半身瘫痪，至死也没有机会解除那紧箍在母亲头上的“符咒”。
客观地说，母亲所做的超出她同时代的许多男子。但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男人是不需要证明的。女人牺牲，男人霸权，似乎仍然是这个社会不变的定律。
每个人都有一条河流
母亲18岁成婚，24岁时已经是一个拥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的母亲了。五十年代末的中国，人们对“新社会”仍寄予希望，拥护和相信共产党政权所发出的每一个号令。母亲也在“男女平等”的感召下，一边投入社会工作，一边精心地教育子女。那时，家境较好，我们一家经常举行周末郊游和出入影、剧院，时不时还去当地有晓有名气的“悦宾楼”聚餐。母亲酷爱听戏，除了惯常听的秦腔外，还有黄梅戏，越剧，京剧，豫剧，她都喜欢。她不仅常带我们去剧院，家里也配有那种老式唱机和唱片，那些传统段子，至今我还能哼出来。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寒暑假期，母亲都要督促我们每天早上背诵诗书，并练习大小楷字帖，晚饭后常常在父母面前朗读或唱歌表演。这些“小节目”，给家庭增添了很多欢乐。听到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母亲笑容灿烂，充满阳光。
那时，母亲是幸福的。一方面她可以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帮助弟妹；一方面，她有一个可独立自主的家庭。尽管母亲终于没能走出“父权”的操控，但是，她在父亲那江浙人特有的细腻而深厚的情感中，尽情地发挥了一个女性的所有才能，成为我们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在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一系列灾变中，母亲能够勇敢应对，忘我牺牲，与她的独立与自信，与她对生活的热爱是分不开的。
其实，正是由于母亲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姐弟得以在经历了“文革”的耽搁之后，考入重新开启的大学之门。
我对母爱的真正感悟，是在走出国门之后。
我是带着圣经流亡的。基督教关于四个属灵的原则中第一条原则为：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计划。流亡途中时刻感受到的爱心，让我领略到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至善至美，领略到那些高贵的心灵所能展示的博大空间。离家是那样轻松，潇洒，头也不回，甚至连手也没有挥一下。而这时却那样执着地哼着《黄土高坡》，在塞纳河畔，在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里……
那顶随着八号风球飘落在香港不知名街角的红草帽，那枚外公送给母亲、母亲在我三十岁生日时又送给我的戒指，此时都引申出那样多的意味。
当年极具声势的海外民运组织民阵成立大会的前夜，在热闹的酒会上，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旁，感受人群中的孤独，寂寞而无奈。我看不惯有人将硕大的头挤在奶牛腹下，拼命地吮吸本该属于牛犊的乳汁。于是就有了“痛苦的民主”的慨叹。于是也就有了被“诸神”放逐的沧桑。
有朋自远方来，留下一支紫色的花环。夜巴黎美丽而忧郁。细雨中，一条狗从对面盛开着紫罗兰的花坛旁走过来，四肢修长，耳朵耷拉着，被雨水淋湿的全身，瘦弱可怜。
一只黑猫与我对视，我们感到彼此的孤单和惊恐。
我的儿子呢？在落雪的清晨，我从哽咽的母亲手里领走又托付朋友送回母亲手里的儿子，在他那四岁多的脑海里，都有些什么样的幻景呢？
如果没有母亲，我能出走吗？
流亡的第一个生日也是安息日。在深度的迷茫中，我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是她在唤我。
那一年，是我的大年。我失去了我之所重。
一九九O年五月，我收到了第一封家书。第一封家书是一份起诉状。婚姻解体的确算不了什么，可是我的儿子－－让我梦魂牵绕在大悲剧的跌菪中依然故我不肯自弃的儿子，在这份起诉状的副本里被那些方块字所困，切肤的割痛，分裂着一个母亲的神经。
是理由吗？就因为我有家难归。
倚靠在巴士底狱广场纪念塔冰冷的石壁上仰天而问，天幕寂寥苍远。
忘不了那个分娩日，是儿子响亮的啼声唤回了我。我从医生的苍白中得知，那一刻惊心动魄。
我给儿子起名曰：昱。取日照也明，月照也明之意。注视他那深潭般的黑眸，想到混屯世界竟有如此圣洁而真实的生命，母性的自豪和欣慰便油然升华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
儿子是一面镜子，是透视灵魂的显微镜。
我承认自己是个情感中人。真的，我一直不习惯分离。那是一个忧伤的季节，从黄河岸边到南海之滨，生活中已经没有歌。不到四岁的儿子唱着：妈妈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头…支撑起我那几被洗劫的精神躯壳。
也是这支歌，让我坦然地走进了五月的风暴。
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那一日，在我获得法国签证时，正好是儿子五周岁生日。想到前途渺茫，母子相见遥遥无期，饮弹的感觉顿时攫住了我。从此这种痛苦的煎熬日夜缠磨辗转，直觉心被拧成麻花状并且打成了结。
其实我早有预感。四月的一天，梦见儿子被一持枪军人看着，我抱他逃开。
我可以盗回我的儿子吗？
四周空寂无声。心无，行无，只有影子在飘。我伸出手，触到一片空虚。
感受是一种回悟，而非呼救信号。
感谢〔婚姻大裂变〕的作者苏晓康。他对我说：即使在监狱里，你也有捍卫自己做母亲的权利。这话让我心头豁然，被愁肠堵塞的心智顿开。
在这关键时刻，母亲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我们离婚后儿子的抚育责任。
这就是母亲。她为人磊落大方，重情重义，疾恶如仇。她对家庭、对子女的大爱，从不溢于言表，而是通过细致而实在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情感。她心重如山，投入得很彻底，但流露得却很轻很淡，好像天然如此，没什么可讲的。
事实上，儿子自出小就由母亲照看。那时我们先是忙于工作，之后又到深圳创业，再后来我离国出走。真正教养儿子，给儿子情感温暖的，是我的父母和关护他的舅姨们。
由于母亲毫无保留地帮助，我得以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得到我的儿子，捍卫了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和尊严。
难以释怀的情殇
二OOO年八月的暑期，对我来说，象是一场恶梦。刚从南洋回到巴黎，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马上就去中国驻法国领事馆申办签证。开始，他们并没有拒绝，而是答应会给的，要我在家里等消息。当我接到去拿签证的电话时，马上给家里打电话告知我快要回去了。谁知这不过是个诱饵。签证处有关人员执行“上边指示”，要“有条件地”给予签证。熟悉专制统治特征的人都知道，这个“条件”的代号就是屈从。我指出他们的“条件”是违背国际惯例和有关规则的，希望他们尊重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不要利用亲情的生离死别来对我进行要挟。
我的“不合作”，使他们“很遗憾”地将护照还给了我，让我空手而归。
这样从申请签证，到签证被拒，前后白白耗去了两个星期。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家人全都处于等待中。
我“理直气壮”地离开中国领事馆，回到家却心死如灰，再也没有勇气给家里打电话。因为我无法向母亲解释，“异端的权力”所需要的“保护工具”，已不仅仅限于国家专政机器如军队、特务和警察，他们必须不断地发明可以充当权力保护的“新工具”，以补其合法性之短缺。割断亲情，杜绝流亡者的回家之路，便是“新工具”之一。尝试这种“新工具”的，我并不是第一人。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人。
几天后，假期即将结束，开始准备启程返回东南亚时，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电话是母亲接的，当我尽量平静地告诉她我和儿子不可以回来时，母亲停顿了一下，然后艰难地说，让我父亲来听电话。
这是我听到的母亲最后的声音。那声音遥远、绝望，大义凛然。甚至没有问一句：为什么？就像我踏上流亡之路的第一次电话，当时，处于焦虑不安中的母亲，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长舒了一口气，没有责备，也没有诘问，只是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儿子在我这很好，不用操心。
我很愧疚。垂危中的母亲期盼着与我和儿子见面，而我却告诉她我们不能回来。具有“灭天理”之功能的“新工具”极具杀伤力，母亲则是直接受害者。
事后，中国官方一位知情者理解地劝慰我：忠孝不能两全。
但我作为一个血肉之躯，怎么能改变我那世世代代血脉相传，与生俱来的“质构”呢？我终究被推上了情感的火刑架。
一位巴黎的朋友听说后告诉我，其实你的母亲一直在等你们，不然她早走了。
是的，母亲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生不如死。但她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坚持走完了她艰辛的一生。
听服侍在母亲左右的姐弟说，母亲是清醒而从容地迎接死亡的。在确知我不能回去的消息之后，她就开始准备自己的“行程”了。她先是停止服用除了镇痛以外的所有药物，接着是不经意地交代“后事”。最后那天，她一早起来沐浴换洗，神清气爽，还挣扎着要去附近理发馆理发，力不能支，便让姐姐帮她剪理。一切就绪后，她几度处于昏迷状态。辗转弥留之际，姐姐俯在母亲耳边问道：你是不是在想安琪和煜煜（“昱”的火字边是母亲在儿子出国后加上的）。这声音似乎惊醒了她，她知道我们来不了。她已经等得太久。她不能再等了。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任何表情也没有。片刻的沉默之后，母亲闭上了眼睛。
是时，我正在新加坡。前三天安排儿子上学，去当地移民局为他办居留延期。逛书店。见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感应，九月六日－－农历庚辰年八月初九，在母亲去世的这一天，我得以避开尘世的烦扰，独自一人呆在座落在中国城老街的一家欧洲旅馆里，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一个人独享时间的感觉让人沉迷。思绪驰骋不着边际。久违的清明与遥远的回忆，一种近乎奢侈的沧桑感连同这个过于整洁的南洋岛国的温热海风包裹着我，隐隐地牵动着我的神经。
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在由多数华人组成的年轻国度里，充满中国人的气息。带有南方拖腔的中国普通话，中国铺面，中国小吃，中国古玩，中国药店，中国庙宇。有上演中国地方戏的茶馆，还有中国人办的泰式传统按摩。这一切支撑着这个中国城纵横有致的老式街道，以其独具的异域风情构成一道风景，吸引着西洋人，同时也吸引着来自中国本土的中国人。
这是一道并不真实的风景。行走其间，那种颠沛流离，历尽艰辛的感觉却是实实在在的。
床前的电视机开着，正在上演一部美国电影〔死亡列车〕。一个□腆的医学院大学生，喜欢同班的一个女生。而那个女生和其他同学一起安排了一个恶作剧。当这个大学生以为他要得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拥吻的却是一具死尸。这个受到极度惊吓而精神崩溃的大学生，在庆祝狂欢节的毕业生专列上，开始了他精心设计的一系列谋杀报复活动。
随着电影紧张恐怖的情节，我寻找着自己的感觉，思绪飘浮不定。过去的岁月如潮水汹涌，无法遏止，那些铭心刻骨的人和事，伴着〔死亡列车〕跳跃的画面，引起一阵阵悸动与悲苍。
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到来了。
我给香港朋友和家人打电话。丈夫的声音有点怪异。
我得到的是母亲的死讯。
这些天的惴惴不安，内心深处隐隐的悸动，无法遏止的对家庭的怀念，以及如潮水般泛起的感情波澜。难道我焦虑地等待的就是这个消息？
我甚至有些许的轻松。
我走下楼去。流浪诗人S君正在等我。我们事先预约这个时间在酒吧喝一杯。
他说我的电话很忙。
我说：我母亲去世了。突然泪溢满眼眶。
他怔住了。片刻无语。
那我们就不去酒吧了吧？他说。
没有什么。对我母亲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解脱。
我们坐在酒吧台前，各要了一杯法国红酒。
“让我们祝你的母亲灵魂安息”。S君举杯与我相碰，声音细润虔诚。
我的喉咙不再发紧。我开始给他讲述我刚刚看过的〔死亡列车〕。
我不知道在我的潜意识里，是否在不自觉地寻找某种答案，但是这个叙述和谈论的过程本身，以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诠释个体的存在和生命的生与死。
我感到我在重新接近我的母亲。
我的精神正在与母亲的精神汇合。
安息吧，母亲！
母亲的骨灰安放在苏州香山的太湖河畔，依山傍水，视野开阔，是一处幽静的安身之所。苏州既非父亲的故乡，更与母亲无缘。将安葬地选在这里，却是母亲的心愿。探究其由，可谓意味深长。
母亲曾不止一次地说道：空的，空的，一切都是空的－－是遗憾，也是禅悟。
在翻阅母亲的遗物时，那几大本日记和她常在旧报纸上的书法习字，让我深感母亲内心深处的失落。那是一种“无意义生活之痛苦”。她一生勤勉，以大善大德待人，终了却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无论曾被母亲视为“圣坛”的娘家，还是她与父亲亲手创建的家园，沧桑历经之后，都给她一种“生活在表面”的虚无感。这大概是“意义丧失”的主要原由。
记得有一次母亲看到我们在巴黎附近的乡村照片时，惊羡地问，你们那儿那么大的地方，没有人，多好啊！
是的，母亲一生辛劳，为尘世间的各种琐事所困扰，身心疲惫，一心想找一个清净之地，过一段宁静的日子。末了，却因疾病缠身，终成空想。感念吾弟柏春，深喑母亲之思，工作之余，虔敬地拜访灵山秀景，让母亲能够如愿以偿，远离俗念纠缠之故土，彻底挣脱所有的桎梏，了无牵挂地回到自己。
母亲一生克己为人，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这一次，也仅仅是这一次，母亲为自己“死了一回”，从而获得了“生命后的生命”。
母亲终年六十六岁－－一个满载苦难的生年。
愿母亲安息！
二OO三年九月于巴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