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0日讯】“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是上一个癸未年（1943年）王芸生发表的一篇时评《看重庆，念中原》，此文一出，大街小巷无不争相传阅，拍手称快。蒋介石龙颜大怒，享誉世界的《大公报》（重庆版）被罚停三天。
我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六十年后，看今天报纸上的时评，念当年张季鸾、王芸生他们的文字，也只能是感慨万千。刚刚从报上看到，从11月6日起，《南方周末》与搜狐网联合主办、数十家辟有时评版的报纸参与的“首届最佳时评评选”要正式拉开帷幕了。“评选启事”称“一种文体的繁荣昭示着时代巨变，这一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而在短短几年中就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时评写作，就是当下最突出的实例。”老实说，我对这种所谓“评选”是持怀疑态度的。一提起“评选”，总会想起前几年臭名昭著的“长江读书奖”来。这还在其次，据说，有些地方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下达了密密麻麻的禁令，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级别官员的腐败可以批评，等等，诸如此类都有严格的规定，谁也不能逾越雷池半步。在宣传纪律的重重约束下，在报社负责人、编辑乃至作者普遍的自律下，今天中国的报纸上又能产生什么值得老百姓关注的时评？
真正优秀的时评的产生离不开新闻自由的环境，离不开写作者本身对言论自由的内在追求，和坚定的道义担当。前者，不是凭一己之力一时所能做到的。后者却是每个人可以自我要求的。我无意谴责在一个新闻自由没有保障的国家，长期坚持时评写作，在夹缝中求生存，勉力传达出良知的真实的声音的人们。但假如以此为满足，热衷于什么评奖，自以为这样的“时评”就足以代表这个时代，那将会自误误人、贻笑历史。时评并非近年才在中国出现的新生事物，自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清议报》首创这一形式以来，整个20世纪上半叶，在自由还是“多”与“少”的时代，在面对清王朝、袁世凯、各色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时候，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独立的批判品格。批判是时评的生命，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这样不痛不痒、缠上了一层又一层裹脚布的“时评”，不是曲里拐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杂文。现在以“时评”名世的大都是写杂文出身，或多或少都受了鲁迅式文风的影响，把浅白当作浅薄，故作高深状，骨子里无非是不敢面对真问题的言不由衷。读读王芸生他们当年的时评，想想邵飘萍、林白水他们付出的血的代价，我们今天的“时评”只不过处在牙牙学语的阶段罢了。
这次评选还设立了一个“网络评论奖”，在湖北杜导斌先生以网评获罪、在“不銹钢老鼠”沦陷在黑暗中沦陷了一年之际，这样的评选是不是太奢侈了？
时代巨变的浪潮将把中国推向何方，曾中断半个世纪之久的时评向何处去，它能恢复“文人论政”的传统，并在新时代发射出夺目的异彩吗？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今天中国时评界（假如有这么一个“界”的话）最急于要做的决不是搞什么“最佳时评评选”，而是如何积极地争取新闻自由，包括为那些因言获罪、身在牢狱的同胞说句公道话，否则最好的时评恐怕也是白搭，说穿了也不会有什么好时评，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又能评选出什么“最佳”。何况真正有生命的时评从来都不需要什么桂冠，千百万读者会主动在心中为他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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